吳如嵩、陳秉才上下古今敘述了一大堆枯燥的史料和證明這些史料的史料，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樂安郡的治所在厭次，厭次即今山東惠民縣，惠民縣就是當年田書的采邑所居……總之，今山東省惠民縣是兵聖孫武的故裏，可以刀斷斧削地確認了。”
對吳、陳二人所堅持的“惠民說”表示擁護的惠民縣學者王丙臣，除了將書麵上的史料又翻騰出來做了一番旁征博引的補充外，還利用身在惠民的便利條件，深入民間做了大量的調查取證，從另一個側麵給了吳、陳二人配合與聲援。如至今惠民縣境內還流傳著一些有關孫武後代居住地方的傳聞遺事，王丙臣為此舉例說：
1.據今惠民縣城南門街和城郊劉皮家、袁侯、孫廟一帶老人們回憶，在袁侯村西頭建有孫武廟一座。南門街孫玉鳳一家自稱是孫武後代，其土地證上有“北至廟基”的記載。孫武廟不同於關帝廟，若非確有因由，群眾是不會修建的。
2.今惠民縣城北省屯鄉的“堡武家”原莊名就叫“孫武家”，莊裏的人說自己是孫武後代。
山東省惠民縣城郊外古城堡遺址，據說此城址為漢代所建（作者攝）
3.今惠民縣城西梁家鄉石頭孫村，傳有“孫子乳名叫石頭”，後代為紀念孫子而將莊名命名為“石頭孫”的遺事。
4.今惠民縣城東桑落墅鎮北有古鎮遺址，並距城三裏許有孫、田、陳村；城西石廟鎮有個村叫“孫田吳（武）”，其附近相鄰的村分別有東西陳、大田、小田、葉田、田新。想來這種布局不會是偶然的巧合。
5.今惠民縣城南靠近原唐朝樂安郡治（先棣州）古城遺址地方也有不少孫姓莊子，如孫家集、孫家溝等，他們自稱是孫武後代。
通過以上這些活靈活現的傳聞遺事，王丙臣認為“不難看出孫武後裔在惠民縣是不少的，後代的多源並存也是合乎情理的。”
對吳如嵩、陳秉才的論證以及王丙臣並非畫蛇添足的調查補充，複旦大學教授周維衍頗不以為然。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孫武故裏在今惠民說殊難成立”的口號，在這口號響起的同時，毫不客氣地放言道：主張“惠民說”的同誌認為，《新唐書·宰相世係表》中所載孫氏“食采於樂安”的“樂安”是指唐代的“樂安郡”。在我看來，這個“樂安”並不是指唐代的“樂安郡”，而是先秦的地名，該地的主體應該在今廣饒縣。《新唐書》提到的孫氏“食采”之地共三處，即“戚”“富春”“樂安”。其中，“戚”“富春”都不是唐代的名稱，而是先秦的地名，何以見得“樂安”就一定是指唐代的“樂安郡”？況歐陽修文中所表示的“樂安”，其年代屬性又是那樣明確。另外，吳如嵩等同誌認為，“在現存的史料中，先秦並不存在‘樂安’這一地名”，由此推斷《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所說的“樂安”，必“是指唐代的樂安郡”。這樣考慮和認定問題也並不妥當。千百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曆史文獻散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唐、宋時人所掌握的史料，今天已不複存在的比比皆是。不能說我們現在見不到了，就認定以往也並不存在。歐陽修撰《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是由數十種世族譜係著作彙總撮要而成的，其中多數采自隋以前的史料。在敘述春秋“食采”之地時，隻是按原始素材照文錄用，何嚐去考慮辨別先秦有沒有“樂安”而改成唐朝郡名？即使是唐人的著作，在講到先秦“食采”之地時，也不會用上唐代地名的。這是文士寫作的一般常理。因此，我們不宜武斷地認為現今文獻中沒有“樂安”，先秦時也一定不存在。已傳《銀雀山漢簡釋文》有“城安在共樂安強”的文字，漢簡雖然殘缺，無法斷定其本意，但“樂安”是個先秦地名是顯而易見的。既然樂安是指先秦時樂安地麵，那麼其位置就在今天的廣饒。
現住在惠民縣城南門外的孫德祿一家，據說孫德祿（右）是孫武的第81代孫（作者攝）
周維衍此言既出，吳如嵩又找來了“軍科”的另一位重量級孫子研究專家霍印章共同進行反攻，二人除咬定“孫武故裏‘惠民說’不可動搖”外，還出重拳反擊道：根據《春秋左傳》杜預《注》，先秦根本沒有樂安這一地名，而杜預是魏晉時人，他給《左傳》作注時三國尚未完全統一，漢魏的樂安縣猶存，其注稱樂安自然指漢魏樂安無疑，與“先秦樂安地麵”毫無關聯。可以斷然地說，在杜預的頭腦中連想都不會想到“先秦樂安地麵”這一概念。問題十分清楚，孫子故裏在樂安是唐人和宋人考證出來的，要弄清樂安的地望，還必須回到唐宋史料中來，認真進行分析研究，這是探討樂安所指的唯一正確途徑。“廣饒說”離開這一途徑，到實地“踏勘”和《水經注》中尋覓“先秦樂安地麵主體”，其說自然不能成立。“博興說”也離開這一途徑，用“漢承秦製”“秦承齊製”的邏輯去推論先秦齊國的“樂安邑”，而先秦並沒有“樂安邑”的存在，也沒有樂安這一地名，後世的樂安又相當多，不能主觀指定某處樂安即孫子故裏，因而此說失去了直接的證據，也無法成立。“惠民說”則與上述二說不同，它的合理性完全在於繼續遵循唐人和宋人的途徑，到《新唐書·宰相世係表》和《古今姓氏書辨證》的根據中尋找探求樂安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