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韓城司馬遷祠，大門上方“史筆昭世”的匾牌格外醒目
毫無疑問，曆史之所以被稱為曆史，是因為其記錄了發生於時間和空間之中的人類的活動。可以想象的是，司馬遷在考證自黃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體曆史年代時，一定是竭盡心力，百般窮究，反複推研，設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實。但由於條件所囿，最終未能將中國遠古文明的鏈條清晰而確鑿地連接起來。這讓後人在對太史公求真務實的精神產生敬仰之時，也摻雜著些許遺憾——這是司馬遷的不幸，也是中國遠古文明史的不幸。
這雙重的不幸，在曆史長河的流動中，漸漸鬱結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華夏子孫的心中膨脹。它壓迫人們的血肉，牽動民族的神經，使後人為三代年代學的勘定，不惜疲精勞神，費盡心思。司馬遷之後的兩千多年來，無數曆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啟超、章鴻釗、劉朝陽、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張鈺哲等鴻儒賢哲，從古代流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甲骨文、金文、天文記錄中尋找蛛絲馬跡，對東周之前的史實做了無數論證與推斷，但由於曆史本身的紛繁複雜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曆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確切紀年問題，便成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當人類在20世紀苦難與悲涼、光榮與夢想交織的河流中緩緩蹚過，中華民族子孫在21世紀的曙光中開始偉大的民族複興之時，2000年11月，新華通訊社向世界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我國曆史紀年向前延伸一千兩百多年
新華社北京11月9日訊 自司馬遷作《史記》以來的兩千年間一直困擾中華文明史的一個千古謎團，終於在現代科學研究麵前有了較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國的曆史紀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一千兩百多年，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標尺。
中華文明是舉世公認的具有獨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一直綿延流傳的文明。遺憾的是我國傳世文獻上記載的古代確切年代隻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這之前的曆史紀年都湮沒在千古塵煙之中，成為中國曆史以及世界曆史上的重大缺憾。
而世紀之交得以完成的這份《夏商周年表》，為填補我國古代紀年中的空白作出了巨大而堅實的努力。它為我國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曆史，建立起了一千兩百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根據這份年表，我國的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約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約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年表還排出了西周10王具體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後期從盤庚到帝辛（紂）的12王大致在位年。這些夏商周年代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不僅解決了我國曆史紀年中長期未定的疑難問題，更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揭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發展脈絡，給後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編年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說，1996年5月啟動的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勇敢地向千百年來的曆史難題發起了衝擊。五年來，這一工程集中了我國曆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學科門類的兩百多名老中青專家學者，並依照係統工程的要求，分別設立了9個課題44個專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麵，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對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問題進行了全麵和全新的研究、考證。與以往千餘年傳統年代學研究所不同的是，這一工程采取了多學科聯合攻關、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一個結論都得到多線索、多角度的支持。
隨著這條消息的播發，全世界的目光在驟然投向東方地平線上這座輝煌的文明大廈之時，也以複雜的情感，熱切地追索著中國科學界在探尋這座文明大廈的過程中所走過的艱辛而悠長的路。
注釋：
[1]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2]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