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季的一個傍晚，中國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吃過晚飯，像往常一樣，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約一個小時，便回到自己的書房開始了夜晚的工作。
每晚堅持學習、工作，是宋健從青年求學時起就一直保持下來的習慣。或許，正是由於這種勤奮、拚搏的精神，才成就了他在中國乃至世界科學界非凡的功業。
以往，每當宋健坐在書桌前，主要精力總是傾注到自然科學領域和他的專長——控製論、科學與社會係統論方麵的研究中。但是今天，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夜晚，他的慣例被打破了，他的書桌上堆放著一部部諸如《史記》《漢書》《中國通史》《世界史》等社會科學方麵的書籍，他如醉如癡地翻閱著，並不時地摘抄著一些片段。事實上，像這樣全身心地投入中外曆史的學習與研究，他早在十幾天前就開始了，而促使他這樣做的一個直接動因則源於對以色列的訪問之行。
不久前，宋健率領一個國家科學考察團訪問了以色列，就在這次訪問中，他結識了這個國家的國家科學院副院長、著名亞述學家、中東和以色列古代史專家特德莫先生。這位已過花甲之年的特德莫老先生盡管是純粹的以色列人，卻出生於中國的哈爾濱。為此，他一直視中國為自己的第二個故鄉，對中國的曆史和風土人情具有濃厚的興趣與感情。這次麵對中國官員及科學界人士的來訪，特德莫自然是滿懷熱情。在一番傾心而愉快的交流之後，特德莫送給宋健一份關於亞述學研究方麵的最新成果材料作為紀念，這份材料的大意是：19世紀中葉，幾位學者成功地破譯了亞述巴尼拔[1]王宮館藏泥版文書上的楔形文字，後來的學者利用這些破譯的文字並借助天文學理論，終於解決了阿卡德王國之後的精確紀年問題，而巴比倫第一王朝[2]第十個王的在位時間，也由天文學家根據出土的金星泥板中記載的天象記錄推算了出來。學者們根據史料和考古遺存以及14C測年技術等，基本上將古巴比倫王國的年代框架構建起來，從而使湮沒已久的巴比倫文明大廈再次崛起於兩河流域，為世界所矚目。
特德莫所贈的這份材料，盡管有些地方艱澀難懂，論證方法煩瑣複雜，很難讓局外人全部弄清其中的來龍去脈，但宋健明顯感到這份材料的研究套路與借助的資料，跟埃及年代學的建立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之間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相通的。令宋健記憶猶新的是，在這次訪問以色列之前，他曾到非洲訪問並在埃及做了短暫停留。就在這短暫的停留之際，他在中國駐埃及大使楊福昌的陪同下，參觀了舉世聞名的金字塔和盧克索神廟遺址。從陪同者的介紹以及與當地學者的交談中宋健得知，埃及的神廟建築存在的時間要比金字塔長一倍以上，幾乎和古埃及文明相一致。但古老偉大的埃及文明在經曆了幾千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在公元前332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災難，隨著亞曆山大大帝對埃及的征服，法老埃及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輝煌的古埃及文化一蹶不振。後來在希臘文化、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的影響下，古埃及文明逐漸走向衰落，留給後世的隻是像盧克索那樣無法用人力完全毀滅的一座座神廟和石頭堆砌的遺跡。
就在古埃及文明衰落幾千年之後，隨著拿破侖於1798年的入侵，特別是1822年法國天才學者商博良等人破譯了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開始複活，之後又經過法、英、德、美等國考古學家和學者100多年的努力，古埃及文明的大廈開始得以顯現出來。曾在埃及古代史上延續了31個王朝的斷代問題，通過對古文獻、古遺址、古文字、天文學記錄等進行綜合性研究，已基本得到解決。年代學學者還根據天狼星偕日出的記錄，確定了古埃及某個王統治的絕對年代，如著名埃及年代學家帕克根據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第五王塞索斯特裏斯三世的第七年第二季4月16日的天狼星記錄，把這一年定為公元前1872年。以天狼星日期記錄建立的古埃及天文絕對年代框架，逐漸成為構築整個古埃及文明大廈切實而重要的支柱。
埃及盧克索神廟
當宋健將要告別以色列科學院時，特德莫對他說：“中國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一起，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四大文明古國，並在世界文明長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中國學術界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曆史能集中精力進行探索性的斷代研究，其成就將不比亞述學、埃及學遜色，其成果的取得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必將產生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特德莫表示，如果需要，他願意懷著對中國曆史的熱情與摯誠，像參加亞述學研究一樣，同中國的學者共為建立中華文明早期曆史的年代學構架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盡管宋健對特德莫所表露的一片真情，隻做了“表示歡迎”之類的禮節性的回答，但這件事本身卻給予他一個刺激和啟迪，同時也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中而揮之不去了。幾年前，宋健曾赴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在此期間，時任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的埃及人托爾巴和宋健一同被邀請去參加印度部長舉行的歡迎宴會，在這個宴會上，托爾巴曾興奮而自豪地致辭：“我們，世界上三個最偉大的文明古國的代表在這裏歡聚，無疑具有曆史性的意義，因為保護環境是我們古代文明的要義……”聽著托爾巴的慷慨陳詞，宋健頓感熱血沸騰，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毋庸置疑的是，在曆史上曾稱雄於世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倫由於各種各樣複雜的原因，其文明相繼在發展、延續的進程中產生了斷裂、頹敗或者被徹底毀滅，隻有中華文明曆悠悠五千年而延綿不絕。在激流奔湧的曆史長河中，無論是戰亂、暴政、外族入侵還是水旱災疫，都未能割裂和阻止中華民族的延續與發展。正是在這延綿不絕的文明滋養、哺育之下，才培養了偉大的民族精神，才使處於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以堅毅不屈的性格和非凡的創造力巋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對世界人類文明做出過傑出貢獻的民族，在年代學研究方麵，近世的成果卻遠遠落後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而最大的缺憾則是自司馬遷開始就未能建立起中國古代文明從形成特色到走向繁榮的最為重要的三代紀年，沒有正式公布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紀年參考體係。繼司馬遷之後的兩千多年來，人們對這位偉大的史學之父所作的《史記》中的前三篇，即《五帝本紀》《夏本紀》和《殷本紀》，以及其他人所著的《書》《禮》等古代文獻記錄，或信，或疑，或釋，或者從根本上給予否定，這種彼此歧異的論爭一直延續到現代都未曾停止。如現代史學巨擘郭沫若在1929年曾斷言：“《尚書》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曆史真正的起頭。”與郭沫若同時代的另一位史學大家範文瀾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將五帝、夏朝全部視為傳說，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後用問號表示懷疑，將夏代遺跡統統視為假設。而在由毛澤東主席倡議、周恩來總理督編的權威性的《辭海》後附錄的“中國曆史紀年表”中，將中國古代確切紀年的起始年定為同《史記》記載一樣的西周共和元年。還有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學教科書《世界史·古代史》所列的一張“世界古代史比較表”中，在公元前21世紀欄內有“禹傳子啟，夏朝建立”八個字，在公元前17世紀欄內有“商湯滅夏，商朝建立”八字。當年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列的“五帝”被棄之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