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正是中國學術界自己對本民族古代曆史紀年的迷茫和紛亂，才導致了日本人“堯舜禹抹殺論”的出台，才有了西方人所認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20世紀20年代，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3]就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斯塔爾等人編著，於1964年出版的《世界史》中宣稱：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晚於美索不達米亞，且是受後者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青銅器出現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煉鐵技術是公元前1000年後從西方傳入的。中國古代文明在商之後才迅速發展起來，商朝的年代為公元前1523—前1027年，安陽地區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證。
與斯塔爾等人觀點相同的英國人羅伯茲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稱，中國古代的商朝於公元前1700年左右統治河南一帶約4萬平方英裏[4]的地域，比英國今天的麵積還小。商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以東的有證據的唯一文明，可能於公元前1027年為周朝所滅。羅伯茲還直言不諱地指出：“（西方學術界）一致公認，中國的文明史從商開始，長期以來這是研究中國曆史的基礎。因為中國隻有公元前8世紀以後的紀年，沒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樣的紀年表。”
安陽殷墟出土的帶有卜辭的卜骨
對於外國人的這些觀點，大多數中華民族子孫當然無法認同。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的考古學家尹達就對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國文化西來說進行了駁斥。而另一位考古學大師李濟對西方人的種族偏見、價值偏見給予了嚴厲的揭露和批判，他曾在自己的講演中說道，“譬如講到（中國的）年代，西洋人在選擇兩個可能的年代時，總要偏向較晚的一個”。例如武王伐紂的年代，“考古學家董作賓定在公元前1111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數中國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一筆抹殺了較早的公元前1111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問題上，他們也是這樣，“以便在討論文化、人種和活動方向時，他們可以隨意安排”。在安陽出土的青銅刀問題上，“一些美國的漢學家認為中國的銅刀子與北方的有關係，而在時代上，中國的比西伯利亞的晚。我相信這是他們把武王伐紂年代定在公元前1027年的主要依據。把中國拉下幾十年，再把西伯利亞提早幾十年，於是就可以證明中國文化是從他們那裏來的了”。
李濟在揭露和批判某些西方人的種族偏見、價值偏見的同時，也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史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見解，他於1953年在《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講到，“在20年代初，即被稱為中國文藝複興的那個短暫的時期以來，知識界有很重要的一夥人自稱是疑古派。這些不可知論者懷疑整個中國古代傳統，聲稱所謂的殷代不管包括什麼內涵，仍然處在石器時代。這些疑古派，多數都曾受業於名人章炳麟門下，而在那個文藝複興的浪潮裏卻又造了他們老師的反，但是積極的貢獻並不多。然而這段思想十分混亂的時期也不是沒有產生任何社會價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國的科學考古學。盡管科學考古學後來證明，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上，章炳麟和他的造反的學生都錯了。……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事實上，司馬遷《史記》中《殷本紀》記載的帝係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新發現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實性”。
當然，對古代史料的可靠性充滿信心者，並非肇始於安陽甲骨文的發現，事實上，繼司馬遷之後一直大有人在。唐朝的著名學者張守節在他的《史記正義》中，就曾認為中華文明確從黃帝開始，並推算出從黃帝到西漢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共2413年，即黃帝紀元的始年為公元前2510年。張守節的這一論斷得到了唐代之後1000多年來許多政治家和治史學者的認同，隻是在年代坐標上做了不同的修訂。如1905年孫中山建立同盟會，為了表示與清朝劃清界限，便在於日本東京創辦的《民報》上，改用從黃帝開始的紀年。根據東京曆史學家的推算，黃帝紀元開始於公元前2698年，以此下推，將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定為“中國開國紀元4603年”，並在首頁印製了“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畫像。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民報》推算的黃帝紀年，將1911年定為黃帝4609年。通電發出後，由於孫中山的威望，這一紀年方法為多數革命家所接受，各省群起響應，多數報刊紛紛改用新的紀元方法。在舉國上下一片改天換地的歡呼聲中，也有不同的聲音傳出，如江蘇的當權者根據當地曆史學家的推算，堅持認為1911年應為黃帝4402年，民國元年應為這個數字，於是江蘇的報紙采用了自己推算的紀年，比“法定”紀年晚了207年。另外有一位叫黃藻的曆史學者編輯了一本叫作《黃帝魂》的書，此書初版於1903年，之後又多次修訂再版，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刊出由其他曆史學家推算的黃帝紀元，將民國元年定為黃帝4622年，比“法定”紀元又早了13年。由此可見，曆代政治家、學者在對史料充滿信心的同時，也存在著研究方法的不同，致使中國的曆史紀年難以達成共識。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黃帝紀元最終宣告流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