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陵
盡管孫中山倡導的黃帝紀元沒有得以全麵而長期地施行，但中國的紀年問題作為一個情結始終在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難以釋懷。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使古老的中國展現出青春的光芒和輝煌的前景。在這樣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人們對曆史的摯愛和對古代文明的追索也越發變得強烈和執著。1995年1月2日，學者袁曉園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疾呼史學界勘定黃帝紀年作為中國的開國紀年。袁曉園在文中寫道：
近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各行各業，各條戰線都呈現出空前的興隆昌盛。文化界也追始溯源，弘揚我們傳統中的優秀文化，並興起一股“炎黃文化”熱潮，有“炎黃文化研究會”的成立，《炎黃春秋》雜誌的出版，以及“炎黃藝術館”的創建等。在河南鄭州興建炎黃二帝巨像，各方響應熱烈。研究領域也不斷向著深度、廣度發展。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特點，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多彩多姿。這些早已為中外學界所公認。……竊以為我國似可采用兩種紀年法：國際通行，使用公元紀年法；國內則用文化始祖黃帝元年為我國國曆之始。我們是名副其實的“有五千年文化”的國家。據《辭源》記載黃帝元年為公元前2698年，那麼，我國今年應為4693年！
世界上的古老國家中，在四五千年前也曾創有文字與文化，但隨著國家滅亡，文字與文化也隨之俱亡。惟有中國文字與文化創始於黃帝，綿續至今從未中斷，且代代有進展，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以中華民族文化的始祖——黃帝為紀元，可以把海內外炎黃子孫統一起來，提高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袁曉園的呼籲絕非個例，改革開放的現實不是冷落、淡忘了曆史，而是給予曆史更高的熱情和關注，為了這種熱情和關注，人們開始向史學和史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期望。
自古以來，中國史家就有一種對社會負責的使命感，綿延不絕的史學著作正是中華民族建國、立國、治國思想基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曆史的長河流淌到今天，中國學術界是否到了應該直麵曆史遺產的時候？司馬遷留下的千古學案是否能夠得到破解？古埃及與兩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已經做出了成功的示範，中國是否也可以在借鑒這些經驗的基礎上，借助現代已有的科學條件和先進技術，使自己祖國的古文明研究有一個新的突破？誠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所言，“中國曆史是人類全部曆史最光榮的一麵，隻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的背景上麵，它的光輝才顯得更加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坐在燈下的宋健在翻看著各種書籍和資料的同時，一個念頭也在心中悄悄滋生。
注釋：
[1]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約前627年在位）：亞述王朝最後一位著名的國王。文武兼備，曾進行多次遠征，並在首都尼尼微的王宮內建立了一所大型圖書館。他派遣僧侶和書吏到各地搜集蘇美爾—巴比倫文獻，所收泥版文獻一度達25,000塊以上。公元前612年，亞述王朝覆滅。亞述巴尼拔圖書館的大量泥版因湮沒在廢墟中而得以保存下來，1845—1854年被發掘。大英博物館中保存有約20,720塊泥版。
[2]巴比倫第一王朝：約公元前1894—前1595年，第一王朝的第6個王即為製訂《漢穆拉比法典》的漢穆拉比王。
[3]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1914年到中國任礦業顧問，做過考古勘探工作。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發現精致的彩陶，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提供了第一個證據。同時他在黃河流域發現許多類似遺址，與西南亞諸文化比較研究，確定其時間為公元前3000—前1500年。他根據在周口店看到的石英碎片，預言會發現人類化石，6年後，果然在那裏發現北京猿人（北京人）的化石。
[4]英裏：英製中的長度單位。1英裏=5280英尺=1.609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