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心中的這個念頭，一連十幾天，宋健除了處理繁忙的日常事務和參加一些擺脫不掉的應酬外，閑暇時間特別是晚上，他總是盡可能地找一些與古代文明研究有關的書籍和資料進行研讀，他深知，中國和外國的國情畢竟有些差異。要將心中的念頭變成一個切實的計劃或方案，到底可行性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最終的結果如何？這些並不是他目前就能全麵把握的，因為他畢竟不是以研究社會科學而是以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與貢獻名世的。
1931年底，宋健出生於山東半島一個貧窮的木匠之家，5歲入本村小學就讀，12歲遠離家門求學，13歲參加八路軍，在東海軍分區當護士，1948年秋入華東工礦部工業幹部學校學習，1951年春，剛剛20歲的宋健被推薦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1953年，他通過留蘇學生的選拔考試，幸運地跨入了蘇聯莫斯科鮑曼高等工學院的大門。
然而，就讀於莫斯科鮑曼高等工學院炮兵工程係的宋健並未就此滿足，為了學到更多的知識，大學三年級時他又報考了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係夜大。從此，他每天來回奔波，晝夜就讀於兩個學校的不同專業。三年夜大苦讀下來，他不僅學完了數學力學係的全部課程，而且掌握了嚴謹的邏輯思維方法，豐富了想象力和創造力，為他以後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7年，宋健拜見了蘇聯控製論科學家、最優控製理論的開拓者費德包姆教授，並在這位學術大師的指導下做畢業論文。半年後，他完成了當時世界上第一個三維空間最優控製係統設計和試驗。論文發表後，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和震動，他的學術導師費德包姆教授為此讚歎道：“了不起啊！宋健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精神。中國能有這樣的科學家，前途無量！”
1958年，正在籌劃中國導彈研究工作的錢學森出訪蘇聯，由於錢學森與費德包姆教授私交甚好，錢學森與費德包姆教授商議後，決定讓成績全優並榮獲了金質獎章的宋健繼續留在蘇聯攻讀研究生，意在重點學習研究蘇聯的地空導彈技術，回國後為發展中國的導彈事業做貢獻。
在蘇聯攻讀研究生的三年時間裏，宋健除了在有限的條件下努力學習導彈技術外，又在最優控製論領域有了飛躍性的發展。他在該領域取得的一係列研究成果，不僅引起了蘇聯科學家的高度重視，而且還被世界科學界認定是對現代控製論的一大貢獻。為此，他的導師和其他科學界前輩一致要求蘇聯科學院破格授予宋健博士學位，但由於不久後中蘇關係惡化並破裂，隻得了副博士學位的宋健，立即整裝回國，投入中國的導彈、航天事業之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係恢複時，宋健以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的身份應邀訪蘇，莫斯科鮑曼高等工學院鑒於宋健在控製論方麵的突出貢獻，授予了這位當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學生由全蘇聯最高學術委員會頒發的博士學位。
回國後的宋健很快在導彈研究領域大顯身手。他於60年代擔任了地空導彈的主任設計師，70年代擔任了核潛艇水下發射火箭的第一副總設計師，80年代後出任航天部副部長，領導了中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的發射和飛行控製試驗。在此期間，受錢學森的委托，他於1964年起開始修訂早在1954年就由美國出版的《工程控製論》。為了盡快完成該書的修訂工作，他帶頭組織並親自撰稿，終於使這部長達120萬字的鴻篇巨製得以順利完成，為中國的控製論工程蓄積了一筆寶貴的財富。20世紀70年代末，十年動亂剛過，中國科技界如噩夢初醒，憂國憂民的宋健深切感到，中國麵臨著人口、資源和環境這三大問題的挑戰，這些問題必須有自然科學界的參與才能得到解決，而最亟待解決的是人口的增長速度問題。於是，他和於景元等科學家開始研究中國的人口控製問題，不久便成功地把控製論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應用到人口學這門本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學科之中，從而創建了“人口控製論”這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發表了大量專著和論文，引起了世界人口學界的強烈反響。為此，他榮獲了國際數學建模學會1987年愛因斯坦最高獎。幾乎與此同時，他向黨中央提出的控製全國人口增長的具體建議，為黨和政府製訂人口政策和發展戰略提供了寶貴的科學依據。
1986年，作為科學家的宋健受命出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領銜主管國家科技事業，統領中華科學界幾代天驕。從此，他率領科委一班人，播“星火”，舉“火炬”，搞“攀登”，實施“863”計劃，為中國科技事業的騰飛立下了赫赫功勳。
但是，宋健並不以此居功自傲，反而覺得如若他人受命於此崗位，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好。半生的坎坷經曆使他深信，國家的興旺，事業的成功，人生的成就，莫不需要機遇。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絕不輕易放過這個機會。我要竭盡綿薄，為人民能得科技之惠，為學者能為國盡其才，鞠躬盡瘁，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心血和生命。”
天時地利不常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20世紀的晚鍾即將敲響，人類的腳步在跨入21世紀門檻的同時，也將邁進一個新的千年。如果能在這新的世紀和千年之交，將華夏遠古文明的大廈構築起來，無疑可為正在複興的中華民族增強信心。此時的宋健已不滿足於獨坐燈下翻看史書和資料了，他要走出書齋，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融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門學科的學者之中，在做深入調查了解的同時，看能否將縈繞於心中的念頭轉變成切實可行的計劃。
幾天後，宋健通過曆史學家朱學文，先後找到了曆史學家李學勤，考古學家嚴文明、俞偉超，中國科學院院士、天文學家席澤宗，14C測年專家仇士華等五位一流學者。1995年9月29日上午，5位科學家來到中南海國務院小會議室，由宋健主持召開座談會，就中國古文明的年代學大廈是否可以探尋、構建的問題展開討論。由於這次討論隻是征求專家的意見，沒有條條框框的禁錮，學者們暢所欲言，滿懷熱情地傾吐自己的見地。
按照五位學者的看法，就中國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學在先秦史上可謂是最為棘手的問題，但無疑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古代史離不開年代坐標，若無此坐標或坐標不確切，許多問題會永遠處於混沌、迷惘和爭論不休之中。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對中國古史的年代做了認真研究，他編的《十二諸侯年表》把紀年問題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對這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認為由於所見資料記載不一，取舍不易，隻好放棄。因而，《史記》雖有《三代世表》，卻沒有明確的編年。在司馬遷之後，試圖推定共和元年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編年者，世不乏人，如西漢晚期的劉歆、三國時的譙周、晉代的皇甫謐等。但他們都隻能以傳世文獻為依據，而在漢以後能見到傳世古文獻的可能性又越來越小，因而他們在推算中就不免帶有種種主觀推想的成分。如劉歆在他的名著《世經》中就稱夏代的積年為432年，商朝629年，周朝867年，商湯伐桀之年相當於公元前1751年，武王伐紂之年相當於公元前1122年，等等。由於劉歆與其父劉向曾在西漢朝廷任過校中秘書一職，在學術、文化上均做出過較大貢獻，故有許多學者認為他的推論可信度較大，但同時也有陳忠等學者認為此說並不可信。因此，關於劉歆之說是對是錯的問題，學界曆兩千年的爭論尚無一個確切的結論。
19世紀後葉以來，由於商周金文和甲骨文的發現，複原夏商周三代紀年才有了新的依據和希望。從此以後，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利用這方麵的資料對夏商周的年代學進行研究，並取得一係列重要成果。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興起，學者們找到了一條書麵文獻以外的研究古代文明的道路，這就是通過科學考古發現的遺址和遺物。正是由於這些遺址、遺物所提供的文化信息，才對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約公元前4500—前2500年）、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600—前2000年），以及二裏頭夏代文化等有了較為準確的破譯和了解，並為中國古代文明在年代學上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佐證。因此，現實的中國已經具備了對夏商周年代學進行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條件。這樣說的根據是：首先，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學得到空前的迅速發展，發現了大量夏商周時期的遺址和墓葬，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時期各種考古學文化得到了更加明晰的認識。此外，在曆史學方麵，對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釋，對若幹典籍真偽的辨識，對夏商周三代曆史的研究等，也有一係列綜合論著和成果問世。所有這些，都說明在近期對中國古史年代學的研究是適時的、科學的，其條件是基本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