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科學的發展並不是哪一門學科孤立地進行的，各學科之間總是相互關聯又相互促進，現代物理學的迅猛發展，為考古學提供了比過去更多、更有力的幫助。自20世紀50年代末，國內開始了放射性14C測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漸發展，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測年工作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80年代起，北京大學建成了先進的加速器質譜儀（AMS），如果經過進一步改進，可望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就使得對古代遺址出土的標本進行高精確度的年代測定成為可能。而由於現代科技運算手段的應用，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也有了較大進展，任何有規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現象記錄都可以利用電子計算機極快地算出其發生的時間。如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年代學家張培瑜已通過計算機的運算結果，編出《3500年曆日天象》一書。此書記載了自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2052年的合朔、滿月、分至、八節、日食等曆日和天象，倘若用他的計算程序，再向前推1500年，得到其間的曆日和天象，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所有這些都為古代文明的年代學研究創造了條件，而專門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古文字學，近年來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對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釋都有新的成果問世。如果將這些成果配合天文曆法研究，可建構商代後期與西周年代的曆譜。如果選擇一些典型甲骨標本，通過高精度的14C測年實驗，將會使其數據與商、周的王年對應、聯係起來，這對古代年代學的建立將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
除此之外，由於古代遺址的發現和考古學的發展，曆史學者在文獻學的研究中對若幹傳世文獻的真偽有了新的評估，而這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的新的評估，又為考古學及天文曆法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堅實的基礎。
正是有了以上的諸種條件，才使探尋、構築中華遠古文明大廈的計劃成為可能。但是，五千年的文明史淵邃浩瀚，源遠流長，從曆史學的角度看，這尚缺年代學標尺的兩千多年的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時代和夏商周三代兩個大的部分，若構築這座古代文明大廈，必先構築夏商周三代的基礎，隻有這個基礎得以堅實地建立起來，才有可能將整個大廈構築成功。眾所周知的是，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國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由此往上，可追溯中國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國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首先搭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年代學框架，無論是對文明起源的研究還是對中國文明的走向與發展的研究都有著極其重大而深刻的意義。因此，在這個座談會將要結束之時，五位學者根據學術研究的規律和存在的現實條件，建議首先進行以探索中華古文明起源為最終目標的夏商周年代學研究，並冷靜而客觀地表示，處在民族複興這個偉大曆史轉折時期的中國科學家，既有得天獨厚的時運，也有難得再遇的曆史幸運，偉大的時代可遇而不可求，當代史家生活著的中國，是正在向2l世紀邁進的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由於歲月積澱和世界交往的彙集，當然有數不清的亟待解決的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科學技術，也需要包括史學在內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參與。在現實問題的解析中，曆史也是一把鑰匙，作為這個時代的科學家沒有理由忽視時代對曆史的熱望，而應以更大的熱情關注時代，關注曆史和現實社會的發展。任何民族都有一個曆史源頭，這是既體現於物質又體現於精神的民族之根，對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正是尋找民族之根的具體表現，而尋根的意義在於跨越包括社會、文化、思想等各方麵的隔閡，達到精神上的共識，從而找到中華民族文化上的認同感和心理上的歸宿感。有了它，民族感情才有所寄托。換言之，一個民族在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並獲得了精神上的超越之後，才能在紛繁複雜的現實麵前，更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並將精神的超越轉化成現實的超越，繼而轉化成一種巨大的創造力量貢獻於社會，造福於當今和未來的人類。
在中國傳延千古的史實裏，每當一次改朝換代或重大的社會變遷之後，總會有許多沉潛會通的有心人站出來，矢誌不移地汲汲於興滅繼絕的文化整理、傳道解惑的知識普及——孔子的彙編古籍、有教無類；劉向父子的校理眾書、編目提要；鄭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經；還有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朱熹的《四書集注》，王心齋的深入民眾、樂學教育……他們或以個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動，分別為中國文化做了修舊起廢、變通傳承的偉大事業。如果說春秋時代的震蕩產生了《左傳》，戰國秦漢的演變造就了千秋《史記》，那麼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複興時期，夏商周年代學標尺的建立的任務，將曆史性地落在跨世紀的中國科學家這一群體的肩上，隻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界的科學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中國古文明的大廈一定會在不斷的探尋中顯現於世。
孔子整理並向學生傳授“六經”情景
經過一個上午的座談討論，大家對相關問題初步取得了共識：自19世紀末葉以來，曆史學、考古學界關於夏商周年代學的研究在文獻、考古和天文曆法等方麵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從總體上看，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還沒有對夏商周年代學做出多學科的綜合攻關，一般都是個人就某一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其工作比較分散，不夠係統，所獲數據也不夠充分。而從事這方麵研究，單憑個人力量顯然是不夠的，通過政府組織，進行多學科的交叉協作研究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考古學和測年技術等方麵已取得的許多重大進展，說明現在已到了組織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時候。機不可失，時不我待。最後，由宋健提議，如果這項工作能夠得到實施，就取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
這次座談會，使宋健既看到了希望又增強了信心。之後，他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共同多次主持會議，更廣泛地征求專家們的意見，並聯絡相關的部委，一起醞釀夏商周斷代工程，進一步明確研究目標。這項工程既是以解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紀年問題為宗旨，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大型年代學項目，也是自信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為尋找兩千八百多年前曆史年代坐標而進行的一次多學科合作的科學實踐。
孔子刪定的“六經”是《詩》《書》《禮》《易》《樂》《春秋》六書。其中除《樂》原書不存外，其餘五經尚存。圖為後人輯注的《毛詩傳箋》《書經》《禮經通論》《虞氏易》《春秋集語》
1995年12月21日，李鐵映、宋健主持會議，進一步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問題做了研究和部署。會議決定：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為國家重大科研課題。研究工作應堅持以我為主，並采用政府支持、專家研究、權威學術機構公布成果的方式。課題1996年開始啟動，要求於199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前完成並公布階段性研究成果。二、由李鐵映、宋健擔任“工程”的特別顧問。為了加強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統一領導和便於有關學科的協調配合，成立“工程”課題領導小組，負責管理課題經費、審批工作計劃、定期聽取彙報並部署工作等事宜。重大問題報國務院。國務院一年聽取一次課題領導小組的彙報。其領導小組成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