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國外在年代學研究中極其重視古代文獻一樣，為了提高研究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置的第一個課題就是“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負責這一課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楊升南和副主任羅琨。
楊升南，1938年生於四川平昌縣，1964年8月由四川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畢業到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同年10月被安排到山東省煙台地區海陽縣搞“四清”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曆史所委派到安源煤礦收集毛澤東早年在安源的生活資料並參加礦區勞動。1970年10月，同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道被下放到河南息縣幹校勞動，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才重新回到曆史所先秦室參加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為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工作，從此開始了學術研究的生涯。之後他陸續出版了《商代經濟史》《春秋戰國政治史》等學術著作，並與王宇信研究員主持了《甲骨學一百年》大型學術著作的編寫工作，為甲骨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1962年冬，羅琨（前排右一）在山西侯馬鑄銅遺址發掘現場與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中排左四）及同學、同事合影。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蘇秉琦表示讚同與支持，羅琨與當年北大考古專業同學曹定雲（前排右三）分別參加了不同課題學術攻關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提供）
作為中國著名的金石學家、甲骨學奠基者羅振玉[1]孫女的羅琨，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對古史和考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立誌從事這方麵的學習和研究。1963年，她由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曆史所從事史前史及古文字研究工作，此後的幾十年中，她曾參加了在學術界頗為著名的《甲骨文合集》以及《釋文》的編輯工作。之後又陸續參加了《先秦經濟史》《中國軍事史略》等著作的撰寫及有關國家起源等課題的研究，並和曆史學家張永山合著了《羅振玉評傳》《原始社會》等專著。
這次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列的對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課題，可以說是解決三代年代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同時也是天文年代學等學科進行研究的依據。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有悠久的、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早在殷商時代就有了保存檔案文書的製度。周代已開始了對古史資料的寫定與整理。自漢代始，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更是進行了大規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雖然有不少文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漸漸失傳，但也有部分佚書的內容通過輾轉傳抄、引述而幸運地保存在了其他的典籍中。當然，這些典籍有相當一部分有“偽書”之嫌，有的年代、天象資料也過於零星分散，難以查檢並極易被研究者忽略。為了給夏商周斷代工程其他課題的研究者提供比較完備的資料，課題組首先要對從先秦至清代文獻中有關年代、天象資料進行全麵係統的輯集，建立計算機資料庫，供研究者長期檢索研究。與此同時，在大量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文獻所載夏商周積年、諸王世係、在位年數及編年研究中的定點定位等問題進行異說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較接近史實的記載，為夏商西周編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學研究提供比較堅實的依據。
“工程”所要求的建立夏商周年代與天象文獻資料庫，是過去從未嚐試過的工作，專題組在接到任務後，經過羅琨、王貴民、張永山、曲英傑等學者的努力，先後從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中，對近四百種古籍進行了普查，從中選錄出有關三代年代和天象記載的史料總計三十餘萬字，錄入計算機，使資料庫得以建立並投入使用。負責夏、商、西周編年研究的南開大學曆史係主任朱鳳瀚和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在全麵彙集有關典籍文獻的基礎上，對有關夏、商、西周諸王世係與在位年數、積年的諸種說法進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說法的分歧所在，說明各種說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時對文獻中反映出來的不同的紀年體係進行科學分析，解釋其編排依據並加以鑒別，然後將這些研究文獻編輯成書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組織和編輯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鳳瀚主編的《西周諸王年代研究》兩部專著，為整個夏商周斷代研究，特別是為《夏商周年表》的編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在整個課題中，由陳力、廖名春、葛誌毅、黃懷信、田旭東等學者負責的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獻的可信性研究專題，則從文獻學的角度，進一步辨明了如今古本《竹書紀年》、今古本《逸周書》、今古文《尚書》等形成的年代，並對使用這些文獻時必須注意的問題做了說明。如在《竹書紀年》的研究中，學者們經過仔細鑒別和分析，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和看法，相對於前賢的研究成果又有了很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