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顧頡剛致書錢玄同，進一步表明了他的這一觀點。這封信於同年5月6日在《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標題發表時，顧頡剛又加了個按語，申明自己的主要觀點：“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曆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胡適對顧頡剛的觀點給予高度評價，並譽為“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是用曆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曆史上的傳說”，“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而錢玄同不但對顧頡剛的觀點擊節讚譽，稱“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真是精當絕倫”，而且在其後不久，索性將自己的姓名改為“疑古玄同”，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決心。
與胡適、錢玄同等持不同觀點的人，如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等學者，則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對顧氏的觀點進行了發難和尖銳的批判。劉掞藜在其發表的《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一文中，認為“顧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過他所舉的證據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滿意的”。接下來，劉掞藜依據經典常識，從五個方麵駁詰了顧頡剛的說法。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中，則認為：“我以為古史雖然龐雜，但隻限在堯、舜以前。若堯舜之後的史料，似乎比較稍近事實。”文中，胡堇人重點駁斥了顧頡剛關於禹不是人而是一條蟲的說法。如顧頡剛據《說文》禹字訓為蟲，便以為禹不是人類，而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胡堇人則斥為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解釋，若依這個例子，則舜字本義《說文》訓作蔓草，難道帝舜就是一種植物嗎？”
麵對胡堇人、劉掞藜等人的責難，顧頡剛接受了錢玄同的意見，很快聲言放棄“禹是一條蟲”的斷語，同時有保留地宣稱這隻是一個假定，“對於這個假定的前半還以為不誤，對於後半便承認有修正的必要了”。盡管如此，“顧頡剛說大禹是一條蟲”的傳言在社會上還是不脛而走，反對者以此為諷刺揶揄的口實，旁觀者甚或讚同者也常引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其中包括魯迅在小說中的挖苦與嘲諷。學術界圍繞著這一提法的喧囂，使顧頡剛頗感惆悵和無奈。隨著討論的不斷展開，顧頡剛的思想也不斷地變化，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顧頡剛又進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項標準：1.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2.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4.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這四條原則，可謂是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假說的延伸和發展。
顧頡剛編著的《古史辨》書影。盡管學術界有不同聲音，魯迅曾譏諷顧氏的《古史辨》，就是“把曆史辨成沒有”，但在當時的史學界卻引起了極大震動，“古史辨派”由此產生，並在一個時期內操控、引領了史學研究的走向
從1926年開始，顧頡剛把1923年這次古史論戰中雙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後來繼續討論的有關文章、信件彙集起來，編成《古史辨》第一冊，並寫了一篇長序，闡發自己疑古、辨偽思想的由來、研究古史的方法等。胡適在介紹此書時說：“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徹猛烈的真實’的精神。”“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古史辨》一冊一經問世，立即風靡學界，一年之內重印近20版次。在這部書的推動下，許多學者紛紛加入疑古辨偽的行列。直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了7冊。從《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個以顧頡剛為核心的“古史辨派”由此登上了中國史壇，極大地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和思想。
對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古史辨派的形成和疑古狂潮的升起，來自各方麵的批評和讚譽可謂此起彼伏。有的學者對古史辨派的批評，在於指出其對古史懷疑的過頭和過甚。按古史辨派對古史的清算結果，中國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曆史，而隻是一種傳說或神話。號稱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其曆史驟然被縮短了一半，極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響，使許多人喪失了對古籍和傳統古史的信心，對中國文明從興起到繁榮的夏商周三代產生了懷疑。此後的部分學者雖沒有完全否認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卻斷定“夏代是傳說時代”，並武斷地認為“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隻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罷了”。但總體而言，更多的評論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響，又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如著名學者胡繩就曾對此評論道：“我以為，在1925年左右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的名義下進行的一些工作是不應當被抹煞的，在這些工作中表現出的所謂‘疑古’精神，是當時的反封建思潮的一個側麵。”但“在許多地方，史料（記載古代曆史的文獻）和曆史（古代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來了”。“所謂‘古史辨’的工作本是從辨偽開始，乃是一種史料考訂工作”。由此，胡繩反對“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學上的個別結論誇大為曆史學上的根本問題”。
曆代相傳的古籍文獻如《尚書》《左傳》《春秋》，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的，到底全是傳說還是確實存在過的曆史，在學術界思想陷入迷茫與混亂的時刻，一批博學鴻儒處變不驚，對中國古文明的探索仍懷有滿腔熱情和足夠的信心。他們以“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為學術思想指導，從狂熱的論爭和迷茫混亂的思想態勢中悄然走出，轉而以科學的理念求助於剛剛誕生的中國考古學，以求得對中國古史的認知。1925年9月，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發表了在學術界著名的題為《古史新證》的演講：“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正是憑借這一學術指導思想，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部分學者獨辟蹊徑，通過對1899年開始在安陽發現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譯，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極端疑古派的結論，在完成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同時，也轟然撞開了曆史典籍中記載的遙遠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門，從而為中國史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