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之後，為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周王朝的統治，除了安撫殷商遺民之外，周政權還采取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親戚和功臣，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拱衛周王室的屏障。史載最早的分封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魯，召公家族的燕和薑太公家族的齊。
周武王最重要的輔佐臣僚之一——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於召地，故史稱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與周公並稱，《尚書》中稱“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可見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一個位高權重的顯赫人物。《詩經》載當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輔佐下，一天開辟疆域上百裏，後來曆經成王、康王，位居三公、太保之要位，與周公平起平坐。武王得天下後，最早給予召公分封就國的獎賞，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召公受封的領地具體在什麼地方，一直是史學界存有爭議的問題。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在河北淶水一帶，著名曆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在河南郾城一帶。而另一位史家陳夢家在他的《西周銅器斷代》中幹脆做出了“西周時代燕國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結論。這個疑團的最終解開是在琉璃河遺址發現之後。
關於琉璃河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世傳有兩種說法，其中之一是孫維昌等在所著《中華文明的曆史足跡——新中國重大考古發現記》中的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約五十千米的一個小地方。它最先是由業餘考古學家吳良才先生發現的。吳良才先生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先生的胞弟，曾經在北京和蘭州的中國銀行工作。抗戰勝利後，琉璃河水泥廠因恢複生產而向中國銀行貸款，經辦此事的吳良才先生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北京後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處。蘇先生也覺得這是一處很有價值的遺址，但是限於當時的時局動蕩，無力組織發掘。直到1962年，在組織學生實習時，已擔任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蘇秉琦先生提出去琉璃河遺址複察和試掘的想法，後來在劉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試掘證明，這裏有年代相當於西周的文化地層。但是當時對於這片遺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並不是很清楚，而關於召公始封地的猜測多認為最初的燕國都城應當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學者們並沒有把琉璃河與燕國聯係在一起考慮。”
分賜同姓圖
周公告士圖
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位置平麵示意圖
琉璃河西周燕都城牆遺址
琉璃河燕都遺址出土的西周伯矩青銅鬲
琉璃河出土的西周伯矩青銅鬲摹圖
文中繼續介紹道：“兩年後，琉璃河黃土坡的農民上繳了兩件從地下挖出來的銅器，其中銅鼎上有‘叔乍寶尊彝’銘文，而銅爵上有‘父癸’銘文，其實銘文上亦無特殊之處，但是在北京出土的帶銘文的銅器絕不多見，其本身就有重要意義。正是這兩片銘文將考古學家再次吸引到琉璃河，從1972年開始，一個專門組織的考古隊在琉璃河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材料明白無誤地證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黃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領地終於被考古學家找到了！”
據孫維昌等人介紹，墓葬區主要分布在琉璃河遺址中部的黃土坡一帶。由於1964年當地農民在菜窖中發現了兩件銘文銅器，70年代的墓葬發掘有意識地選在銅器出土地點的附近。1974—1975年，黃土坡墓地出土的器物中帶有燕侯銘刻的鼎、簋、尊、鬲等就多達11件。在墓葬中發現的一種圓形銅泡，因為周圍有漆木痕跡，考古學家推斷這是漆盾上的金屬裝飾。其中52號墓葬中出土的銅泡上有“匽侯”字樣，據此推測，這批青銅兵器是專門為燕侯製作的。以上說法，在考古界和社會上流傳甚廣，幾乎形成了琉璃河遺址發現的主流之說。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傳出，北京大學考古係教授鄒衡就明確表示對此說不敢苟同，他在1995年“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做了這樣的陳述：
根據文獻和（戰國時期）金文的記載，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周武王滅商，開始封召公於北燕。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個地方，這是一個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大體上有薊縣、淶水和北京種種說法。清朝末年，在河北淶水張家窪出土了一批邶國的銅器，王國維曾經以為邶即是燕。據說在北京盧溝橋一帶曾經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銅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根據這些線索，從1956年以來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麼地方。1958年我曾經到北京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進行過調查，結果認為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根本沒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我見到的隻是戰國時期的陶片。西周燕都始封地一點線索都沒有。1962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隊的蘇天鈞來北大找我，說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讓我去看看。不久，我帶領三名畢業班的學生韓嘉穀、王愷、李東婉，曾經兩次到琉璃河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調查，撿到一些陶片，並開始做小規模發掘。這是琉璃河遺址首次發掘，通過掘開的幾條探溝，發現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我們經過詳細的整理和研究，最後把結果給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寫了文章發表於《考古》1963年3期上，這是關於燕國始封地調查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我同韓嘉穀同學曾經初步地調查了董家林的城址。當時這個城址還保存著城牆，高一米多，我們從城牆夯土裏麵找到了不少的遼代的陶片，所以當時斷定城牆是遼代的。以後我又帶了一名助教張鄭國，展開了更大規模的調查，從永定河以南開始一直到拒馬河，調查了很多遺址，其中重點的有五處。根據調查情況來看，丁家窪遺址和拒馬河南岸小型遺址，都是西周遺址，但是規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規模最大的是劉李店和董家林遺址，當時初步判斷遺址的規模有1000米×500米，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太平寰宇記》中查到：幽州良鄉縣在燕為中都，漢為良鄉縣，屬涿郡。這條記載雖然不見於更早的文獻，《太平寰宇記》是宋朝的，屬很晚的文獻，但估計宋朝時可能有其他資料來源。這是一個推測。良鄉城距劉李店隻有2.5公裏，這條記載非常值得注意。因此1972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同意我的建議，又組成發掘隊，在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了第二次發掘。這次發掘時間雖隻一個多月，但規模卻很大，師生共有四十餘人，由我負責業務工作。這樣大的考古隊在全國恐怕也是很少見的。這次發掘的主要收獲有：
（1）證明第一次試掘的結果是完全可靠的，此處的確是西周時期遺址，年代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東周初期。
（2）遺址範圍包括立教、黃土坡、莊頭，經過詳細勘探，遺址的麵積超過第一次勘探的1000米×500米，擴大到3000米×1000米，這是一處規模很大的周代遺址。
（3）1962年見到的董家林遼代城牆遺址已經完全被破壞，地麵上已見不到，原來地麵上高一米多的城牆隻剩下牆根，當時推斷其時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4）黃土坡某個社員講，曾經在他家菜地裏挖出過一件銅爵，他把銅爵賣到琉璃廠，當時琉璃廠的人警惕性很高，認為是從墓中盜出的文物，就偷偷地報告了當地派出所，結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不過，這件銅爵根本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有銘文，銅器銘文的出現是以後的事了。根據這一情況，我就派四五個學生在這位農民的菜窖附近開了條20米×0.5米的探溝，尋找銅器墓。幾年以後才知道，這條探溝的南頭，距後來發現的大片燕國墓地隻有幾米了。我當時估計所謂清末出土的燕侯銅器很可能就在這個地方，並不是出自盧溝橋。
（5）根據《太平寰宇記》的記載，當時我曾對學生說，這裏的遺址很可能就是燕國的中都。作為燕都的條件有大規模西周遺址的存在、銅器墓的發現和文獻的記載。後來隨著天氣漸冷，我們便停止發掘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