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七八個月以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繼續在琉璃河發掘，果然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還有太保贈予的情況，完全證明這個遺址的確為燕的中都。
在1972年的平整土地中，遺址麵臨被鏟平的危險，為此我向北京大學負責人八三四一部隊[1]的副政委彙報了情況，他很快向國務院做了彙報。第二天，國務院農林口負責人帶領幾位部長來琉璃河，當時陪同他們來琉璃河的還有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問到我的意見，我表示對這樣重要的遺址應當保存。這位負責人經過考慮後講：中國這麼大，保留這麼三百多萬平方米的地方不算什麼。他命令推土機開出琉璃河，遺址就這麼保留下來。“文化大革命”中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衝擊，北大有人貼出大字報，說我欺騙中央首長，連西周陶片都不認識，把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1973年春、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同誌們來琉璃河發掘，工作了幾個月，沒有重要的發現，都紛紛埋怨我，說我誇張了此遺址的重要性，說我把他們坑陷在琉璃河，其實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該年秋、冬，他們繼續發掘，終於發現了重要的墓葬，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等，此後再也不埋怨我了。於是我與琉璃河就此失去了關係。
除以上兩說之外，據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杜金鵬說，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的郭仁、俞震和張嶺等人，在房山縣進行考古調查時，在琉璃河鎮的劉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發現古代遺址。同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和北京大學在這一地區進行聯合發掘，獲得了一些西周時代文物，從而證明劉李店、董家林古代遺址均屬西周遺址。
按北京大學考古係教授鄒衡後來的解釋，琉璃河遺址應是北京市文物隊發現的，但其當時沒有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後來鄒衡根據調查的情況複查、核實了許多遺址，最後斷定琉璃河最重要，於是帶了三個學生於1962年開始發掘，這是該遺址首次發掘，北京市文物隊沒有參加。十年後的1972年，鄒衡帶領北大四十多個學生又在琉璃河黃土坡村進行發掘……
劉緒講述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發現經過（作者攝）
據當年參加這次發掘的北京大學考古係教授劉緒回憶說：“我當年作為一名學生跟鄒衡先生到琉璃河進行實習發掘，鄒先生叫我們在黃土坡村一個老鄉的菜窖邊開挖兩條探溝，當時我們木登登的，不知道開探溝是什麼意思，反正叫開就開。不過這次隻在老鄉的菜窖裏挖出了兩個陶罐罐，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後來才知道，鄒先生是想找銅器，據說這裏以前出過銅器。現在看來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因為出現銅器就不是一般的遺址，肯定有意義，一般不會是個小聚落。北京有什麼像樣的古代遺址？無非是燕嗬、薊嗬等等，鄒衡先生可能意識到這方麵的聯係了，才叫我們挖探溝尋找。可惜這次隻差一點就逮著要找的東西，但不得不承認，鄒先生的學術敏感性是很強的，遺址早就發現了，你得認識它的重要性，但那個時候認識它的人並不多，要不他們怎麼不早去？後來發現墓葬了，並且越挖越多，好東西就不斷地出土了……要說這個遺址，最近幾年聽說是北京市文物隊發現的，原來有人說是吳良才發現後報告給蘇秉琦一事，現在他們兩個人都去世了，沒法核實了，也就不太容易搞清楚了。”
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發現、發掘的情形，以上各說盡管有些不同，但整體脈絡還是不難看得出來的。
接著要敘述的是，1973年和1974年，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合作，在琉璃河遺址發掘了部分墓葬後，1975年，北京市文物隊又單獨發掘，至1977年告一段落。在此期間，共發掘了西周時期墓葬61座、車馬坑5座，基本確定了琉璃河遺址為西周早期的燕國始封地。對城址的年代，定為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分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製分出商遺民墓和周人墓兩種。
為取得更大的成果，從1981年開始，北京市文物隊再次與已劃歸中國社科院的考古所合作，共同組成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隊，隊長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學家殷瑋璋擔任。多少年後，據參加發掘的考古隊員回憶，這支新組建的隊伍一到琉璃河，便在遺址的不遠處用自備的簡易木板搭蓋房棚作為居處。由於房棚的簡陋，考古人員不免要遭受風沙雨雪肆虐之苦。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一到夜間，成群結隊的老鼠在床上床下不停地亂竄、撕咬，有時還鼠膽包天，借著漆黑夜幕的掩護，啃咬正酣睡的考古人員的鼻子和耳朵。就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考古隊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開拓精神，一下開挖了幾千平方米的探方。由於考古人員少，缺少技工，在這樣大的遺址範圍內操作起來很是困難，殷瑋璋決定從當地高中畢業生中挑選十人進行考古發掘訓練，並讓他們在實踐中邊幹邊學。不久，這支隊伍就能按照考古程序操作了，再後來，就連剔剝車馬坑這樣複雜而高難的技術也能夠掌握。正是在這支年輕的技工隊伍的配合下，考古人員才連續解剖了兩處遺址，並連續發掘了兩百餘座墓葬與車馬坑。1982年，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到琉璃河發掘工地參觀、考察，麵對龐大的發掘氣勢和考古人員的工作成就，張光直寫下了“歎為觀止”的留言，表達了自己的讚譽之情。而1986年發掘的著名的M1193號大墓，更是在學術界引起轟動，從而把燕國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這個坐落在黃土坡村莊旁的大墓就已進入了考古人員的視野，隻是這墓的土堆中間有一個3米多寬的盜洞，這盜洞如同張開著的老虎嘴，使考古人員望而卻步。因為誰都不樂意去費錢、費時、費力地挖掘一座早已被盜墓賊光顧過的空墓穴。當1981年殷瑋璋率部進駐工地後，經過考察，他覺得這座墓盡管早已被盜，但還有發掘價值，於是跟當地村幹部協商發掘事宜。這位村幹部一聽，感到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到來了，便在滿口答應的同時，以大墓靠近生產隊打麥場和牲口棚為由，要求考古隊出資6000元，作為拆遷的賠償。殷瑋璋明知對方是在借機要挾，但自知在人家的一畝三分地開展工作，當然要受到掣肘。無奈之中，殷瑋璋隻好在請示上級後咬牙答應下來。令殷瑋璋想不到的是，當牲口棚拆除後，大墓卻不能發掘，原因是在打麥場的旁邊還有一根電線杆需要拔除，而要移動這根電線杆，當然還需考古隊拿出部分錢來作為補償。既然拆遷牲口棚的錢都已拿出，這根電線杆的費用也隻好再咬牙予以補償。待這根電線杆被移走之後，考古隊人員本認為這下說什麼也可以發掘了，但還是不能行動。對方除了要100米電纜費用外，又附加了多種條件。殷瑋璋一看這陣勢，在悲憤之中，索性打消了發掘大墓的念頭，帶著隊伍做其他方麵的發掘去了。
琉璃河M1193大墓平麵及墓道剖麵圖
到了1986年9月，殷瑋璋回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彙報工作，彙報到想發掘的那座大墓一直沒有發掘時，考古所副所長王廷芳問道：“老殷，那座墓還想不想挖，要是挖，所裏還有點錢，可以給你一萬塊作為發掘經費。”殷瑋璋一聽，當場答應下來，決定立即回去和黃土坡村的村幹部再度協商，隻要錢一撥下來，馬上實施發掘。
考古隊和村幹部圍繞經濟問題經過又一次拉鋸戰之後，這座標號為M1193的大墓終於在1986年10月14日得以正式發掘。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始終注視著盜洞的走向和變化。這座墓被盜於何時已不可知，從表麵看，盜坑位於墓室的北部正中，平麵近似圓角長方形。到距地表6米處，盜坑由原來的長3.05米、寬1.95米，變成東西長2.6米、南北寬2.4米的橢圓形。至距地表8.4米的槨頂時，盜坑已擴及東、西、北三側墓壁，占了墓室的北半部。盜坑下部僅有零星的銅扣、長方形銅轡具，以及穿孔骨角、蚪片等小器物出土，這些無疑都是盜墓賊看不上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