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利簋銘文為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重要信息，但僅靠這些記錄是難以得出正確的武王克商之日的，要想達到理想的目的，就天文學而言，必須對所有的天象材料進行全麵研究。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這一大的課題中，專門設置了“武王伐紂時天象的研究”這一專題，並由天文史學家江曉原具體負責研算。
江曉原，1955年生於上海，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天文係，1982年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在著名科學史家席澤宗院士的指導下攻讀天文學史。1984年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不久即長期領導當時中國唯一的天文學史研究組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1988年獲博士學位，1994年因在天文學史研究方麵的特殊貢獻被中國科學院破格晉升為研究員，次年任博士生導師。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古代中西方天文學交流史；運用古代天文學資料解決當代天文學課題；古代中國天文學的性質與功能研究；利用天文學方法解決曆史年代學問題等。另外在中國性文化史研究領域也頗有建樹。在不算太長的職業研究生涯中，先後在海內外出版16種專著，並在英、美、德、韓、中國大陸及港台等地的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同時還有大量的隨筆、雜談予以發表，被譽為當代中國學術界“功力深厚，思想激進，學術目光敏銳”的“才子型”中青年學者。
江曉原（中）在“工程”研討會上。左為助手鈕衛星博士，右為考古學家王占奎（作者攝）
江曉原接手“武王伐紂時天象的研究”這一專題後，在他的兩名博士生兼助手鈕衛星、廬仙文的協助下，采用了與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進行探索。這種新的思路就是將史籍中已知的16種關於武王伐紂的天象記錄全部加以考慮，在逐一進行甄別後，選擇相關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食、月食、曆日（朔、幹支）等進行驗算。
前文已述，雖然已有不少中外學者此前在研究武王伐紂年代時考慮到了天象，但他們一般隻用一種或兩種來計算，故所得的結果總是各執一端且差異很大。對這種情形，江曉原認為，也許以前的研究者心裏明白，應該把所有的天象都進行計算，隻有如此，得出的結果才更加真實或接近曆史事件的本身。但若真的如此操作，又往往力不從心，在計算機尚未發展、普及的年代，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一個天象的計算，學者們可能需要幾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按照天文學的理論，凡是能夠回推計算的天象必為周期天象，而周期天象又必然會有多重解。例如文獻上記載的“歲在鶉火”這一天象，每十二年就會出現一次，而同樣見諸記載的“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則每年都會出現一次。這樣的天象周期，如要回推到四千年前的某一段，需費很大的氣力才能解決。所以此前的學者們通常隻能對某種天象求取某一次或若幹次特定的解，而無法對所有有關天象進行長時段的（如一百年）、全麵的回推、排比和篩選。因此，學者們在通過其他手段獲得一個假設的伐紂之年後，再拿出一個或兩個天象記錄來做旁證，就做出了最後的肯定性結論。但問題的要害是，由於天象的周期性，這樣的旁證很容易獲得，同一個天象往往會被不同的學者用來支持不同的伐紂之年，其所得結果的混亂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曉原繪製的伶州鳩描述的大火、析木黃道星圖
江曉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曆代學者各種說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餘年範圍確定下來，然後把已知的十六種天象放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進行驗算，如果有某種天象在這個時間段內不可能發生，就將這種天象排除。如果計算表明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些天象雖然可能發生，但卻不能用來定年的也要排除。如關於彗星的天象，文獻中有武王伐紂時出現彗星的記載，天文學理論表明，這種用來定年的彗星必須是哈雷彗星。經研算，記載中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隻有0.3%，這樣小的概率很難作為可靠的推論依據，故一並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