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王城複原圖。全城共十一座城門，除南麵兩門外，其餘三麵各有城門三座
穆侯死後，太子仇（晉文侯）沒有能繼位做上國君，而穆侯之弟殤叔以弟繼兄成為晉國的統治者，這表明了殤叔在穆侯生前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實權，具有相當大的勢力。
太子仇不得繼位，遂避難出奔他國。過了四年，於公元前781年率領家徒私屬卷土重來，成功地殺了叔父殤叔，奪回了政權，是為晉文侯。這次內亂從表麵上看，對當時晉國社會各個方麵的影響並不算太大，卻在政治變革的層麵上，在晉國敲響了奴隸製社會的主要支柱——宗法製喪鍾的第一聲，開啟了晉國後來長期內戰的曆史。
晉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公元前781—前746年），他在晉國曆史上是一位傑出的君主。在他統治晉國的時候，西周王朝已瀕臨大廈崩潰的前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淫無道，廢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氣之下聯合曾國、犬戎等攻下鎬京，殺死幽王和伯服，擁立太子宜臼為平王。此時犬戎進駐涇渭，侵擾京師。戰火後的鎬京殘破不堪，周王室難以在關中立國，決定東徙成周。這時晉文侯率晉軍入陝，與鄭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穩定了東周初年的局勢。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這篇文誥至今被保存在《尚書》中。
平王在文誥中盛讚了自己的開國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偉大，並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當時的公卿大夫能夠輔佐、指導和服侍自己的君主。同時讚揚晉文侯是促成他安於王位之人。勉勵文侯能像文、武時代的賢哲那樣勤事王室，繼承其列祖列宗之餘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為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平王還賜予晉文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這些弓矢車馬是征伐不廷之臣的象征，故晉文侯不負所望，在公元前760年又執殺了非正統的攜王，結束了周王室達十年之久的二王並立局麵，此時的晉文侯儼然像周初的周公旦一樣，成為再造周命的功臣。
通觀西周曆史，晉國共曆十一侯，據《史記·晉世家》載，西周至春秋初年晉侯世係為：
晉文侯仇執掌國政時，相當於周幽王與周平王時期，晚年已入東周。文侯死後，晉國內戰迭起。之後繼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緡等諸侯王，或被殺，或被虜，幾乎沒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後的晉武公及其以後諸公，死後或皆葬曲沃，或葬別處，故天馬—曲村墓地能夠入葬的隻有文侯仇之前的諸位侯王。
從已發掘的情況看，整個天馬—曲村墓地東西約一百五十米，南北約一百三十米，共發現八組十七座晉侯及夫人墓。參加晉侯墓地發掘的劉緒、徐天進、雷興山、羅新等考古人員，根據出土器物特征以及青銅器銘文中所見部分晉侯名字的考釋，結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資料，總結出若幹從早到晚演變的規律，並以晉侯墓地各組墓葬與之比較，發表了對晉侯墓各組序列的排比意見。很顯然，這所見的八組十七座墓，分屬於八代晉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一位晉侯有兩位夫人的墓葬。同樣明顯的是，同西周晉國所存在的十一位侯相比，墓地中又缺少三位侯的墓葬。故此，晉侯墓地發掘資料公布之後，圍繞晉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誰的推定問題，學術界展開了長期的爭論。
鑒於晉侯墓葬的發現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專門設立了“晉侯墓地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並由晉侯墓地發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學文博學院院長、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李伯謙具體負責研究任務。
李伯謙，1937年生於河南滎陽，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入北大之前，他懷著當一名作家的夢想，在第一誌願中填報了中文係，意想不到的是，他被第二誌願曆史係錄取。當他於這年的9月入校後，在曆史係召開的迎接新生會上，老師們在介紹專業設置時，他才知道曆史係還有一個考古專業。但這個考古專業具體學什麼，做什麼，目標是什麼，當時的他並不清楚。按係裏的規定，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在一起學習公共課。從二年級開始時，曆史係所屬的中國史、世界史、考古三個專業開始獨立門戶，每個專業的教研室都派出精明強幹的教員到學生中做動員報告，並盡可能地將品學兼優的學生吸引到自己的專業門戶中來。當時考古教研室派出做動員報告的是學術秘書呂遵諤，呂先生滔滔不絕的演講口才和現身說法打動了許多學生的心。許多年之後，李伯謙還清楚地記得這位先生那極具鼓動性和誘惑力的演說：“考古專業的學生除學習考古學之外，同時也要學習中國史和世界史，不僅要掌握書本知識，還要學會照相、繪圖、發掘等一套方法。學曆史的搞不了考古，學考古的卻可以搞曆史，而文獻曆史學和考古學是曆史科學這輛車的兩個輪子，隻要到了考古專業，既學曆史，又學考古，兩個輪子就轉起來了。一旦輪子轉起來，祖國的名山大川甚至國外的許多地方，都可以去跑一跑、轉一轉了……”呂先生的一席話激起了許多學生對考古學的興趣與向往，盡管大家此時對考古這門學問還一無所知，因有了呂先生的一番鼓動，許多同學覺得搞考古一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便紛紛要求進考古專業。李伯謙也懷著同樣的心理，走進了考古專業的門戶。
李伯謙在山西侯馬工作站察看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作者攝）
跨入考古專業大門的李伯謙可謂時運不佳，沒等聽過幾節考古學的課，全國性的“反右”運動已開始，寧靜的北京大學校園也鬧騰到了難以安下一張書桌的地步。在這樣一個喧囂的環境和濃重的政治氛圍中，他隨波逐流地過了一年之後，才真正認識了考古學的意義和自己一生將要奮鬥的方向和目標。
那是1959年春天，李伯謙隨北大考古專業兩個班50多人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到陝西省華縣泉護村外考古實習。在一個叫元君廟的仰韶文化的墓地，李伯謙和其他同學在老師的直接輔導下，按照課堂上講的田野考古發掘操作規程拉線布方，層層下挖。當大家第一次發現了距今七千多年的仰韶文化合葬墓時，驚喜之中思想的閘門也隨之打開：這麼多人為什麼都埋在一個墓穴裏？所看到的骨架是男的還是女的？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這些墓葬的年代分期、分布規律、相互關係和它們所屬的社會發展階段又是如何？這些不同的問題隨著發掘工作的進行和一個個墓穴的揭露，從李伯謙和同學們的腦海中泛起。而要解答這些問題，不僅要揣摩實物資料，同時還要查閱文獻，既要讀實物這本書，又要讀書本的書，真可謂兩個輪子都轉了起來。同大多數同學一樣，這次田野考古實習，使李伯謙深刻地認識到，考古學固然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它同樣是一門嶄新的科學，因為它隨時都會有新的材料發現。考古學是屬於發現者的科學，隻要走出書齋就會有所發現。自此之後，考古對李伯謙的誘惑越來越大，而他對考古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在考古學領域幹出一番事業，成為他日後為之奮鬥的目標和矢誌不移的方向。
當1961年李伯謙畢業時，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學生的分配成了校方一個頗為頭痛的問題。鑒於各方麵的困難，李伯謙作為儲備留在係裏，後來正式分配到了考古教研室當了一名教員。在之後的三十多年裏，他雖然不像分配到各省的同學有那麼多做實際考古工作的條件，但留校之後，他借帶學生實習的機會，先後參加過北京昌平雪山、房山董家林、河南安陽殷墟、偃師二裏頭、安陽大寒、江西吳城、青海柳灣、甘肅連城、湖北黃陂盤龍城、江陵荊南寺、河北淶水漸村、河南夏邑清涼山、山西曲沃曲村等幾十處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重要遺址的發掘，同時還跑遍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北、西南各地，調查過上百個遺址。通過這些發掘和調查，學校不僅培養了一批批學生，而且他本人也積累了一批又一批新材料，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學術上的新課題。對李伯謙而言，每一處遺址，就好比一座礦藏，每進行一次發掘和調查，都會有新的東西被發現。培養學生是教師的天職，而研究發掘調查的資料，解決考古學提出的新問題同樣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李伯謙在自己恪盡職守努力去做一名合格教師的同時，也絲毫未敢忘記做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責任。幾十年來，圍繞著發掘調查和考古教學提出來的新問題，他不斷思考，也不斷回答，對二裏頭夏文化的研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確切地說，李伯謙真正接觸夏文化研究這個課題，是從1963年秋帶學生到二裏頭遺址發掘工地實習才開始的。自1961年畢業留校任教後，這是李伯謙第三次帶隊實習。考古發掘的程序對他來講雖然比較熟悉，但參加發掘與探索有關夏文化的遺址還是首次。所以當進駐二裏頭後，他和同學們一起蹲在探方裏，一方麵輔導學生，動手教他們如何劃分地層，如何找灰坑的邊沿，如何記發掘日記、填寫發掘記錄等課業，一方麵又開動腦筋琢磨深層次的學術問題。如發掘出來的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特點？它和河南龍山文化、鄭州二裏崗商文化究竟有何不同？在琢磨的同時，他還經常向考古所的發掘人員請教，從而有了頗多的收獲。二裏頭遺址的實習生活使李伯謙終生難忘，他日後在二裏頭文化上的研究成果，應當說是與這次參加實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