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玉三品、貝廿朋，對王
休，用作，子孫其永寶。
按照李學勤的考釋，這篇銘文的大意是：在王的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這一天，王在弅京（宗周宗廟所在）向昭王進行禘祀。鮮受到王的褒獎，飲了鬯酒，王賞賜他三種裸禮用的玉器（裸用瓚挹取鬯酒，瓚係金勺玉柄，其柄屬於圭、璋之類）和二十串貝。他感激王的恩惠，乃作此器，使子孫長期珍藏紀念。
在以上的考釋中，李學勤認為銘文中的“禘”當為祭名，而當時的周王既然出麵祭祀昭王，則作器時代必然晚於昭王。考慮到鮮簋的形製、紋飾尚有西周早期遺風，其年代不可能太晚，據文獻記載，西周早期昭王以後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唯有穆王。因此，“工程”專題研究人員推斷，此器的時代唯一的可能就是穆王三十四年。按虎簋蓋銘文推算的時代，穆王元年為公元前976年，則穆王三十四年為公元前943年。從曆日幹支看，五月壬寅朔，戊午為十七日，與既望相合，所以以上推定的年代應是可靠的。
3.靜方鼎與昭王之年
1996年，日本出光美術館出版了《館藏名品選》第三集，其中編號為67的一件是中國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靜方鼎。這件器物在此之前不為學界所知，前些年李學勤和其他學者去日本訪問這家美術館時，也未曾見到。當靜方鼎突然被公布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按李學勤的推想，此器可能入藏不久，但後來又聽說該器外部曾附有一個舊的囊匣，由此又推想並非是新出土之物。但這件珍貴的器物到底出土於何時、何地，怎樣流散於外域並輾轉到出光美術館落戶，恐怕沒有一個中國學者說得清楚。在1995—1997年期間，北京大學考古係副教授徐天進赴日本對部分美術館和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做了初步調查。經出光美術館的同意，徐天進對該館所藏部分青銅容器進行了實測和墨拓，其中的靜方鼎引起了他的格外關注，就該器的形製、紋飾、銘文等做了研究，並發表了《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靜方鼎》一文。據徐天進後來說，他對此器出土、流失情況曾專門問過該館的人員，但沒有人告訴他其中的經過。這一點對中國人來說，也許永遠是一個不得其解的秘密了。中國學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據器物的照片和銘文的墨拓做一些學術上的研究。
靜方鼎
所見靜方鼎內壁鑄銘9行，共68字。經李學勤、裘錫圭等專家釋讀，此銘首文為：
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暨靜省南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於成周。月既望丁醜，王在成周大室。……
據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荊，十九年喪六師於漢，卒於漢水中。與此事有關的青銅器，有明記十九年的睘卣、析尊等，“工程”專題組按照這個係統進行了排比，得知靜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與“月既望丁醜”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為初二日；十九年為公元前977年，昭王元年就應為公元前995年。八月戊午朔，庚申為初三日，合於初吉，丁醜為二十日，合於既望。可見以上推定合乎曆史事實。
4.《尚書》與成、康之年
據文獻記載，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總年數不少於40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為公元前995年，那麼成王元年就不得晚於公元前1035年。
《尚書》中有成王七年曆日“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和“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曆誌》引古文《尚書》的《畢命》篇，記有康王時曆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十二年曆日合於公元前1009年，成王七年曆日合於公元前1036年。
據此，“工程”確定成王元年應為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則在公元前1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