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u0015\u0004�ޯG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置“西周金文曆譜”這一專題，意在以西周青銅器的類型學為基礎，以上述所開列的七個支點為框架，通過西周晚期66條年、月紀時詞語和日幹支確定的文獻與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曆譜，以驗證西周每個王年的時代。這一專題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久金具體負責。
陳久金，1939年生於江蘇省金壇縣一個較為富裕的農民家庭，自小對天文頗感興趣，上小學期間，除了學習學校規定的必修課之外，他經常買些天文方麵的課外讀物來學習。當他到蘇州讀高中時，學校隔壁有一座孔廟，廟裏有一塊很醒目的石刻，石刻上載有一幅神秘的天文地理分野的星象圖。就是這塊石刻，使陳久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每有空閑必駐足此前觀望和思考。他很想弄清這幅圖的真正意義，但就當時一個中學生的知識顯然是無能為力的。而對這幅神秘的星象圖，越是不能順利加以詮釋，越使他對天文這門學科感到迷戀。漸漸地，他決定今後要走天文研究的路，以解開這幅神秘石刻的星象圖和心中積存的更多的天文星象秘密。在這種思想和誌向的指引下，他於1959年順利考入南京大學天文係，自此開始了人生事業的第一步。
1964年，大學畢業的陳久金走進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開始了職業天文學史研究的生涯。不過，生不逢時的他來到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後，椅子尚未坐熱就卷入到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中無法脫身，緊接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他這個出身不好的一介書生，自然作為“革命”的對象被打入另冊進行政治改造。就在這個大混亂、大動蕩的非常時期，陳久金隻有在夜深人靜時，才偷偷翻一翻他所摯愛的、劫後殘存的一點天文書籍和資料。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3年，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國知識分子的境遇有所好轉。恰在此時，考古工作者在山東銀雀山和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分別發掘出土了西漢元光竹簡曆書和帛書《五星占》。由於這些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非相關的專家學者不能勝任，文物部門便找到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希望所裏指派幾個懂天文曆法的人做一下專門研究。當時的陳久金正閑得無聊，對此事頗感興趣，便主動請求接手了這項任務。經過對元光曆譜和帛書《五星占》的研究，他先後寫出了漢初曆法的初探、再探和有關歲星紀年研究的幾篇論文。由於文中首次提供了與所有現存漢初月、日、幹支文獻記載完全相合的曆譜，並且從理論上找到了推算的依據，故論文發表後引起了較大反響，被史學界廣泛引用。
《天文圖》碑拓（南宋·黃裳繪，現存蘇州文廟）
圖碑總高267厘米、寬116厘米，星圖外圈直徑約91.5厘米。圖分兩個部分，上半部繪星圖，有1440顆星。以北極為中心，繪有三個同心圓，分別代表北極常顯圈、南極恒隱圈和赤道，二十八條輻射線表示二十八宿距度，還有黃道、赤道和銀河等。圖的下半部為說明文字，正文共41行，連中間雙行注，共2140個字，對宋代天文知識做了簡單敘述。此圖是世界上現存星數最多的古代星圖，歐洲直到公元15世紀，著錄於星圖和星表的星數才隻有1022顆
正是這項當初順手撿來的研究工作和產生的社會效果，使陳久金漸漸走上了中國古代曆法這門分支學科的研究道路。此後，他又陸續發表了《中國曆法成就》《曆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曆》《九道術解》等論文，從而奠定了他在這門學科中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
當“文化大革命”的末日來臨的前夜，由於某種特殊的原因，中國科學院、國家文物局、高教部發起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研究組織——中國天文學史整研小組。這個小組製訂了許多項研究計劃，其中有一個項目是少數民族天文學史。出於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好奇和取得一個野外考察機會的心理，已被列為小組成員的陳久金爭取到了這個項目。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整研小組人員就地解散，許多研究項目也隨之宣告流產。意想不到的是，陳久金由此卻和少數民族文化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並成為他一生不懈追求的事業。
此後的日子，陳久金與許多民族學家結合，走出書齋，不辭勞苦地跋山涉水，到雲南、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深入到民間進行采訪，到處探尋文物古跡，向喇嘛、阿訇等宗教職業者請教，與專家合作翻譯有關文獻。他先後調查了傣族、彝族等19個民族以及古代匈奴、契丹、黨項、女真等民族的天文曆法知識，陸續寫出了《彝族天文學史》《藏曆的原理與實踐》《回回天文學史研究》等一係列著作，從而為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並為世界民族天文學這門新興學科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