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武王伐紂研究的第二方案完成論文《武王伐紂天象解析》，向《中國科學》投稿時，遇到困難。劉次沅被告知，由於論文中人文學科的內容太多，他們沒法刊用。劉次沅希望辦公室幫助他。
我想來想去，隻有找領導小組。2000年前後，領導小組成員路甬祥院長幾次請錢文藻秘書長代表出席會議。我便打電話找錢文藻[5]先生，我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結合的果實成熟了，可是國家沒有準備好一個盤子承接這個果實。像武王伐紂這樣的成果，如果最高刊物《中國科學》不承接，您是否可以告訴我，應該找哪家雜誌承接？總不至於讓他們去找外國刊物吧。”錢先生說，“你說的有道理”。他給我一個電話，要我找《中國科學》的一位執行領導。
那位領導很通情理，說：“這樣吧，我們請《中國科學》天文史最高審稿人席澤宗先生看看，聽聽他的意見。”我高興極了，心想席先生是自己人。
於是劉次沅、周曉陸兩位的論文《武王伐紂天象解析》在2001年第6期《中國科學》A輯發表了。
那時我對席先生的認識還是一知半解的。是以後的事實幫助我認識步步加深。
斷代工程後期，李學勤、席澤宗兩位先生聯合招收了最後一位博士後，來自南京大學天文係的李勇博士。這位李勇博士少言寡語，一來主要承擔編《簡報》的工作。那時《簡報》最集中討論的是西周金文曆譜。約半年，他開始嚐試建立月齡曆的數學模型。
李學勤先生和張培瑜先生對他的嚐試表示讚賞。席先生還在工程驗收會上表彰了他。
博士後出站，李勇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2003年，他的建模和月齡曆理論研究漸趨成型。一時興起，他寫了一篇《武王伐紂年質疑——研究中國曆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學途徑》直投《中國科學》，文章在G輯第2期發表了，反響很大，網絡、媒體推波助瀾。
席先生主動打電話給李勇，直言相告文章是他審稿後同意發表的。意思是要他別有思想負擔。這個情況席先生也告訴我，我說：“《中國科學》真厲害，質疑的文章偏偏找您這位斷代首席審。”席先生淡淡地說，“不管我在不在斷代工程，都應該支持的”。他說，“關鍵是要支持年輕人表達新思路”。
我聽了恍然大悟，2001年劉次沅文章由席先生審稿，我以為先生是自己人所以放心，簡直是小人之心。
與此差不多時候，李勇已經把他的研究整理成《月齡曆譜與夏商周年代》的書稿，計劃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中出版。這時，我們內部審稿遇到了問題，天文學家們多認為：這個方法提出時間不久，還有必要繼續完善，穩妥為宜，不要急於出書。大家都是出於好意。
再請示席先生，他態度鮮明，力排眾議，主張立即出版，他親口對我說：“李勇可以用一輩子來完善他的研究，他甚至可能還會補些課，但作為一個全新的方法，應該趕快出版公布。我們中國人往往因為太求穩而吃虧。”於是2004年這部專著出版了。席先生還以微弱的視力親自為他作序。
李勇發表質疑武王伐紂年的文章和出版專著是2003、2004年間相繼發生的。席先生的態度一絲不變。
由此我懂了，席先生支持年輕人表達新思路，表達獨立見解，力推自由開放的學術氣氛，鼓勵創造的立場是何等鮮明，何等堅定。他的內心是既無小我（他個人）也無大我（他負責的一方工作），他隻堅持一個科學家的良心和原則。
席先生的高貴品格遠不止上述表達的點滴。席先生的為人，對一切共事者都心懷善意，對一切不同觀點都真誠寬容。……我的介紹實在感到言不盡意。
席先生的離去是斷代工程無法彌補的損失。我們深知，他在最後的時日，一直惦記著工程成果總報告的出版。我想，當我們完成出版時，一定會到席先生靈前去祭奠他，鄭重地向他報告。
希望大家，特別是年輕的後來者，能繼承發揚席先生的科學精神、寬容精神、開放自由的學術精神。席先生的在天之靈一定在看著我們大家。
朱學文
（朱學文，女，1940年生，江蘇贛榆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主任。）
注釋：
[1]此文是2009年9月10日在席澤宗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略有改動。
[2]席澤宗。解決上古紀年的重大措施：“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A].自然科學史研究，1996，15（3）：295.
[3]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0.
[4]席澤宗。三個確定，一個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天文學成果[N].中國文物報，2000-11-29.
[5]錢文藻，時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2000年擔任夏商周斷代工程驗收組副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