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確定是，“根據‘歲鼎克昏’確定武王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
席先生從斷代工程整理出版古今中外武王克商年研究的44種說法開始，進而說明了斷代工程收集與武王克商戰爭相關的所有天象記錄一共16項，指出其中最可信的是利簋銘文“歲鼎克昏”；第二重要的是《淮南子·兵略訓》中“武王伐紂，東麵而迎歲”的記錄；還有《國語·周語》中有關伐紂時的天象記錄，同時還需符合《漢書·律曆誌》所引《武成》篇的曆日記載。
席先生充分肯定了江曉原計算、篩選出公元前1044年1月4日的結論所采用的全新思路。同時指出兩點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計算采用月相定點說，與西周銅器曆譜研究的月相認識不一致（在這裏要說明一點，斷代工程中，對月相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是逐步走向相對明確的）。
首席專家們決定請劉次沅重新做一遍演算。條件依舊是那些條件。席先生在文章中濃縮地告訴大家，劉次沅的工作特點在於：把《武成》篇曆日的月相，做了三種假設。他否認了劉歆的定點說，也否定了王國維的四分說，他選擇了第三種假設——以初見月亮的一兩天為生霸，以望後月麵開始虧損的一兩天為死霸。最後劉次沅篩選克商時間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江曉原的公元前1044年是第一方案；
劉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是第二方案。
兩個方案所滿足的天象條件差不多，隻相差兩年。而且都在14C測年得出的武王克商年代範圍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間。席先生說“如此不謀而合令人喜出望外，最後我們選擇了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年”。
首席專家做出這個裁定主要是考慮第二方案的月相說和後麵金文曆譜的月相認識吻合。
席先生用最簡短的篇幅，把斷代工程最複雜的難題的研究全貌，清晰、準確地表達得一清二楚，明確地告訴大家為什麼選定公元前1046年。
第三個確定是，“五次月食確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這項成果是工程首先宣告成功的天文學成果，為工程確定了武丁年代的支點，意義十分重大。
這項研究是張培瑜先生做的。
席先生的文章把甲骨學和天文學兩個學科的研究在這項成果中如何密不可分，表達得淋漓盡致。
三個確定之外，還有一個否定。
一個否定是對“三焰食日”的否定。賓組卜辭裏有一個“三焰食日”的記錄。席先生把1945年以後視“三焰食日”為日食的相關研究做了介紹，這個研究已經受到國際的重視，席先生告訴我們，如果“三焰食日”確定為日食，能給我們帶來的光榮，用席先生的話說“中國可以得三項世界冠軍：最早的日食記錄，最早的日珥記錄，最早的日食和水星並見的記錄”。
可是斷代工程一開始，李學勤先生和羅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別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公布：所謂“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個時間段的概念，而不是“日食”的概念。
席先生用輕鬆的口氣在文章最後說：
這片甲骨談的完全是天氣問題，與日食無關。這樣，我們就把三項世界冠軍紀錄自動給擲掉了，豈不是可惜？不可惜，我們覺得實事求是，科學性是第一位的。那些誣蔑斷代工程是搞“民族主義”者，可以休矣。[4]
他連一個驚歎號都沒有加。
以上我這麼詳細介紹《三個確定，一個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天文學成果》這篇文章，是想告訴各位，席先生這位首席科學家是真正的名至實歸，指揮若定的。
席先生沒有插手任何一個天文學專題的具體工作，但是他把握了所有天文學專題的細節；甚至掌握與天文學交叉的文獻、甲骨、金文和14C測年研究中的所有相關成果，甚至連幾位甲骨學者之間細微的觀點差異，他都了如指掌。他真正把握了全局，在處理複雜局麵時，他有決斷，能仲裁。他是一位統帥。
席先生的決斷力來自哪裏？來自他的學識，他的慎思縝密，他的高屋建瓴，更來自他的公正無私。
我還想告訴各位，這篇文章首先發表在《中國文物報》上，而非其他科學刊物上。我個人能領悟他的用心之細。因為，對斷代工程，最高的反對聲浪不是來自自然科學界，而是來自社會科學界，特別是考古界。
我還想告訴各位的是，自從這篇文章發表之後，那種“搞民族主義”“想把曆史抻長”的誣蔑之詞，漸漸淡去了，聽不到了。
席先生在斷代工程的第三個故事——他在學術上的倡導開放精神，鼓勵創造思維，推動學術自由。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以舉國之力支持、推動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實踐，這個實踐，或者說這個期望中的結合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