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在一起追念、緬懷席澤宗先生。我是來學習的，同時應張所長邀請，受夏商周斷代工程同事們的委托，我也要向各位介紹席先生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重要貢獻，在工程中表現出來的開放、民主、公正、無私的精神風貌，以及席先生在工程中的威望。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團隊。
1995年宋健院士倡議通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聯合攻關嚐試解決三代年代問題。[2]倡議一經提出，李學勤、席澤宗、仇士華、俞偉超、嚴文明，後來還有李伯謙幾位先生就開始著手醞釀、製訂工程實施計劃和組織攻關團隊的工作。
李學勤先生在第一時間提出“要找到真正幹事的人”，這也是其他幾位專家的心聲。他們恭恭敬敬地請來相關領域幾乎所有最有成就的專家，請來真正在第一線實幹的中青年研究人員。1996年工程啟動時，人數170人，後來幾年間增設幾個專題，2000年工程驗收時人數已達200人。
這個團隊的組成，從一開始就不講師承門派、不講彼此觀點相同與否，每一個人都有鮮明的個性，每個人都有公認的成就。是解決三代年代學使命的感召力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受命於國家，大家鉚足了勁要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奮鬥。
這種精神力量實實在在根植於每位參加者的內心。但項目運作起來，幾個大學科，這麼多有成就的學者們一起工作，要做到協調談何容易。麵對艱巨的任務，既要發揮每一位專家的能量，又要形成合力來完成三代年表，究竟靠什麼？
靠的是四位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席澤宗、仇士華、李伯謙先生以身作則，自始至終堅持開放、包容、民主、公正的原則，嚴守科學精神，從來不搞黨同伐異。
他們的工作作風，最終成為整個斷代工程的集體風氣——開放、自由、相互尊重、服從真理、嚴守科學精神，黨同伐異在這裏完全沒有市場。於是乎斷代工程形成一個習慣——人人都可以暢所欲言，會上專家們發表針鋒相對的意見是常態，會下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甚至還可以罵街。再次聚首，首席科學家帶頭，專家們相互間照樣真誠地以禮相待。
如此，民主做到了，需要做決斷，需要拍板時怎麼辦？這就要靠四位首席科學家的駕馭能力。
四位首席都善於在紛紜眾說中把握最本質的趨同的部分。他們都能做到，把個人非常有把握的研究心得，隻要一時得不到廣泛認同，隻要不影響年代學結論的得出，統統放下，置於腦後。在拍板、決斷時真心做到公正、無私。
2000年，在斷代工程提出《夏商周年表》公布商末武丁到帝辛大致在位年，西周初十王在位年的時候，我們內部已經形成接近一致的局麵。有不同意見的專家雖然堅持己見，但也明白這個結論的理由。
關於斷代工程團隊的故事並非今日會議的主題，今天我隻講席先生和斷代工程的三個故事，說明他是如何身體力行，嚴守科學精神。
第一個故事：在多學科合作的實踐中，席先生的智慧。
多學科合作，真可謂是知易而行難。
斷代工程的多學科合作，不是形式的合作，而是真正要求交融在一起的合作。
每一個專題的成果得出時，專家們不論資格多老，都期待別的學科專題的結論，看是否能得到支持。不同學科和專題之間的相互關係既獨立又依賴。既然期待別的學科的結論，就需要理解別人結論的由來。所以，文科專家和理科專家一起討論的機會非常多。
這種討論通常是文科專家人數居多，人文色彩因而比較濃厚。會上往往因為各執己見，出現意見糾結難解的局麵。每當此時，席先生常常輕聲細語地做一個短短的發言，講一個中國的、外國的學術史上的小故事，極其通俗平易、有時還相當幽默。聽完大家哈哈大笑。一笑之餘，放鬆了心中那根緊繃的弦。他的故事不見得能解決矛盾，但是他帶來了一種超脫一點的立場和氣息，人人能領悟他的深意，能體會他的誠懇，和富有哲理的思想。
2000年5月11日，在科技部會堂召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彙報會”上，席澤宗（左）與朱學文合影
所以，席先生過世後，我們發的唁函中說，“他的發言常常有如一縷智慧之光，令人拳拳服膺”，此話絕非虛言。
席先生在斷代工程中真的說話不多，聲量不大，但是人人喜歡聽他智慧的講話，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個故事。2000年前，關於斷代工程，媒體熱議中，間或有一種輿論，認為斷代工程是“以民族主義為宗旨”，是“為把中國曆史抻長”，總的來說，就是不相信你的科學性。
在我們公布成果[3]後第20天，2000年11月29日，席先生在《中國文物報》發表《三個確定，一個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天文學成果》，這篇文章是對那種不信任輿論的最有力的回應。以下，請允許我介紹這篇文章。
第一個確定是，“‘天再旦’確定了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
席先生評價了中外前輩的研究。肯定了劉次沅在理論和觀測研究基礎上得出的結論，認為是完美地解釋了“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的記載。並說明師虎簋銘文中的曆日與它互證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