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認為劉勰的“道”是道家之道，認為是道家的“先天地生”為“天下母”的“道”，劉勰把“道”與抽象的神秘的“神理”相聯係，是先驗的東西，相當於柏拉圖的“理念”或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因此劉勰的“道”是“客觀唯心主義”的。雖然劉勰的《文心雕龍》吸收了道家的思想養料是一個事實，劉勰的著作中確有道家思想。但把“原道”的“道”斷定為道家之“道”缺乏足夠的論據。而且這種看法與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相提並論，似有把劉勰的思想“西方化”之嫌。
第三種，劉勰的“道”是兼有儒、道兩家的道，即認為劉勰以儒家思想為主，也不排斥道家的影響，魏晉玄學就往往以道家思想來說“易”，所以劉勰的“道”兼有雙重的意思，廣義的是“自然之道”，狹義的是“儒家之道”。這其中又有“內儒外道”“內道外儒”和“儒體道用”的說法。這一派人看到了劉勰的思想的複雜性，看到了《文心雕龍》思想資源的多樣性，是值得稱道的。但其說法未免含糊，似應進一步厘清。
第四種，劉勰的“道”就是“自然之道”，是自然本身。持此說的有近代國學大師黃侃等。黃侃的《文心雕龍劄記》解釋劉勰的“自然之道”觀點如下。
案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屍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聖人為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者截然不同。[38]
黃侃所言從本篇立論出發，不拐彎抹角，他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他認為《原道》篇中多次談到“自然之道”“自然”和“神理”，實際上都是講先有“自然”，然後才有“思心”，然後才有“言語”，然後才有“文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侃認為，劉勰的“道”與唐代韓愈的“文以載道”的“道”是不同的，是劉勰自己提出的“自然之道”。另一位近代學者劉永濟教授在《文心雕龍原道篇釋義》中解釋“道之文”觀點如下。
此篇論“文”原於道之義，既以日月山川為道之文，複以雲霞草木為自然之文，是其所謂“道”亦自然也。此義也，蓋與“文”之本訓適相吻合。“文”之本訓為交錯，故凡經緯錯綜者，皆曰文，而經緯錯綜之物，必繁縟而可觀。故凡華采鋪芬者，亦曰文。惟其如此，故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獸草木，精而人紀物序，粗而花落鳥啼，各有節文，不相淩亂者，皆自然之文也。然則道也，自然，文也皆彌綸萬品而無外，條貫群生而靡遺者也。[39]
劉永濟此論也較合理。他從“道”與“文”的密切關係來解釋“道”為自然，“文”為自然經緯錯綜的狀況，天地山川，雲霞草木，花開鳥鳴，包括人物生活，都是經緯錯綜而豐贍美麗的，都是“文”，即包括人的整個自然都是“文”，那麼“道之文”，就是自然之文，而道也就是“自然”本身，這是比較符合劉勰原意的。
（2）“天道自然”及其衍化
我們的看法與上麵兩位學者的解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我們認為從本篇的立論和與創作論諸篇的聯係看，劉勰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既不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也不是道家的“無為”之道。劉勰所標舉的“自然之道”的文學觀，基本上是來源於遠古先人的“自然崇拜”觀。所謂“自然崇拜”，就是說，我們的先人在遠古的時候出於對自然萬物的不了解，感到自然的神奇與威力，敬畏自然，從而對自然產生了崇拜之情。在“自然崇拜”這一點上，道家與儒家的思想並沒有大的區別。他們都有一種對自然的敬畏之情和神秘之感。這是更古老的先人的天道自然崇拜論在先秦學者那裏的回響。儒家、道家不但敬畏自然，同時又把自然當作一個源頭，道家的道源於自然，儒家的名教豈不是也來源於自然嗎？我們認為劉勰基本上就是在上述意義上用“道”這個概念的，並把它作為文學的本源來加以闡發。
如前所述，劉勰在他的《原道》的開篇，沒有按漢代的文論去絮絮叨叨講“詩言誌”“發乎情，止乎禮義”“溫柔敦厚”“美刺”“主文而譎諫”等儒家教化理論，而從自然本身（“天文”“地文”“人文”）的豐富、韻致和美麗講起，並充滿讚美之情，這絕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受當時玄學和佛學的影響，與儒家教化理論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他的這種傾向，在我們今天看來，就是要從自然宇宙這樣一個更寬闊的視野來理解“人文”。
從《原道》篇可以看出，劉勰認為，從根本上說，文源於原始的天道自然，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是最美的，人文（包括文學）與自然萬物有著同構的關係。文章屬於精神的產物，自然則是客觀的存在，一為精神，一為物質，它們是“異質”的，但它們的結構卻是相同的。天地山川，禽獸草木，人紀物序，花落鳥啼，這是自然，自然有自然的結構；文章（包括文學）雖然不是自然本身，但好的文章（包括文學）與自然的結構是相同、相通和相似的。劉勰《原道》開篇在說了天地、日月、山川的美麗之後，指出“此蓋道之文”後，接著說：“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為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這裏的“觀”，是觀看天地的光輝，這裏的“察”，是察看地麵萬物的文彩，這都是人的知覺活動，所以劉勰接著說“惟人參之”。這裏就把天、地、人並舉，並指稱其為“三才”。天地是指物質性的宇宙，人則是具有心智的高等動物，這是不同“質”的，但劉勰把它們歸為一類，即“三才”，都具有文彩，這就是天地與人“異質”而“同構”，即天地的“力的結構”與人的“力的結構”是同一的。所以這裏所說的“道之文”，不僅僅是指自然天地的“文”，也指人的“文”。具體地說，自然景物屬於自然界，人的情感與思想屬於意識界。春天花朵的絢爛與美麗屬於自然物體，人們將見到這花朵之後的快樂和喜悅寫成了詩篇是情感意識。但它們都屬於上升的結構，這就是“異質同構”。
那麼，在劉勰看來，“道”與文章怎樣實現同構關係呢？這就是因為自然之道具有衍化的功能。這裏可以分三個層次來理解。
第一層次，自然之道具有自然美。
作為自然之道都有廣義的“文”。劉勰說，天玄地黃，天圓地方，日月似重疊的碧玉，展現出宏麗的景象，山川煥然如錦繡，顯現出大地的形貌，這就是“道”之文采。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劉勰所說的“道”是指天地、山川等自然本身。而且他認為自然本身就有“文”，這裏所說的“文”，即文采（包括詩意），你看那山川，那草木，那晨昏，那鳥獸，都錯落有致，都變化有序，這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是美。“道之文”也就是自然美。劉勰確實是感受到自然美的，他用了許多美麗的文辭描繪說：動物、植物都是美的。龍鳳以鱗羽呈現瑞祥，虎豹以毛色閃現出雄姿，雲霞雕飾出的色彩，超過畫工筆下的微妙，草木開花，不必織女的巧手也神奇異常，這些都不是外來的裝飾，完全是出於自然本身。天地、動植物是自然美。那麼人呢？劉勰接過《易傳》的話說，人為“三才”之一，為“五行之秀”，為“天地之心”，人首先也是一種自然美。所以他說：“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由此不難看出，劉勰把人看成是自然美之一種，但又比自然美更高，這是他對“人文”的第一層看法。這層理解，也可以說是對“道之文”的廣義的理解，它是“與天地並生”的，隻要是自然，都有“文”，都有文采。
有人可能要問，《原道》篇中所提的“河圖”“洛書”是怎麼回事，這也是自然嗎？回答說：是。在我們的先人看來，這也是自然。古代的人們對自然並沒有今天人們科學的認識，常常把一些傳說的東西，想象成真實的，當成自然存在。他們把語言文字的最早創造歸功於“龍獻圖、龜獻書”，是不足怪的，這是先人的古老天道自然崇拜論在起作用。自然崇拜論的實質，就是把世界上一切神秘的無法解釋的現象都歸結為自然的本然存在。把平淡的還給自然，把神奇的也還給自然，把一切荒誕的都還給自然，這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論。漢代學者王充說：“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40]我們認為王充講的“天道自然”，最為合理。由此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劉勰並不是從認識論的視野來看待天道自然的，而是從古代的樸素的存在論來看天道自然的，人進入自然，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自然不完全是認識的對象，而是體驗的、感悟的和想象的對象。
第二層次，自然之道衍化為人工美。
劉勰在說明自然美之後，接著提出“文字始炳”以來的“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的問題。那麼這個“寫”的問題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劉勰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這是劉勰的回答。這個回答很重要。這意思是說，從自然美到藝術美，要經過“心”與“言”這兩個中介。首先是“心”的感動，看到山川自然，看到雪花飛舞，看到花開葉落，聽到流水潺潺，聽到大風嗚嗚，聽到鬆濤聲聲，人也要感動的。對文學創作來說，“心”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情”的問題，所謂“情者文之經”，強調的就是“情”的作用。沒有人內心情感的波濤與風暴也就沒有文學。其次，是要把“情”外化出來，這就要通過“言”，沒有“言”也沒有文學。劉勰在《神思》篇裏，談到“言不盡意”的問題。動情不易，言說也難。所以，“心”與“言”這兩個中介是重要的。就是說，人們內心的情感，通過語言表達出來，這樣文章（包括文學）也就產生出來了。這裏，“心”的加工，“言”的加工，是對“自然之道”的衍化，“人文”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別。廣義的是指人作為一種自然，同別的自然事物一樣，也有文采美；狹義的是指人所製作出來的文章（包括文學），即人工美。人工美是經過人工加工的美。這是劉勰理解“文”的第二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