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在一個例子中，看看一個高貴而慷慨行動的想法，是否比“這行動隻在關聯於莊嚴道德性的法則中，被思議為義務”有更多主觀的動力。這樣一種行動，即“因此行動一個人想冒自己生命的危險，從一失事的船中營救人民，而最後終於在此企圖中喪失生命”，這種行動，一方麵可算是一種義務，但是另一方麵它是被算作一有功績的行動，但是，（在此後一種情形中），我們尊敬此行動之尊敬，是為此人的“對其自己的義務”的概念所減弱，其“對其自己的義務”的概念在上情形中似乎或多或少被侵害了的。為一個人或國家的安全而慷概犧牲性命，這是更為果決的；但是，“自動地而且沒有被指使地去盡力或獻身於此目的，這是否是一完全的義務，而這行動自身是否沒有充分的模型力量，以及去做此模型的衝動”，關於這些，還有疑慮。但是，如果所論的是一不可免的（不可撓屈的）義務問題，違犯此義務其自身即冒瀆了道德法則而無須顧及人類的福利，而且也蹂躪了道德法則的神聖性，如果是如此，則即把我們的最圓滿的尊敬給與於“此義務的追求或履行”，即在“犧牲一切那些在最親愛的好上有任何價值的東西”中“義務的追求或履行”，而且我們見到我們的靈魂是通過這樣的範例而被加強和被提升，當我們通過默想此範例而使我們自己確信：人性是能夠有這樣偉大的一種提升，提升於“大自然所能以之以反抗此範例”的每一動力之上時。猶文納依“逐漸加強而達於頂點”之法描述這樣的一種範例，此範例可以使讀者很生動地感到那含在義務（作為義務的義務）的純粹法則中動力的力量，其描述如下：
戰士英勇，師道尊嚴；
聽訟斷案，明鏡高懸。
司法場中，去作證人，
哪怕暴君，酷刑考驗，
威逼利誘，作假證言，
當念人生，道德良心，
苟且偷生，罪莫大焉！
隻要當我們把“任何諂媚性的功續思想”帶進我們的行動中時，則動機即早已或多或少夾雜自私，因而也有從感性邊而來的某種參助。但是，“去把任何別的東西置於義務的神聖性之後，而且去意識到我們之所以能如此置，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理性承認如此置是為理性自己所發的命令，並且說我們應當去如此置”，這一點，好像是要去把我們自己全然升於感取世界以上，而且有法則意識不可分離地含在此提升中，而此法則的意識是當作一種“控製感性”機能的一動力看者；而雖然此一動力並非總是伴隨結果，然而經常的用心或致力於此動力，並且初步小小的嚐試——嚐試使用此動力，這便可給以希望，即希望這結果可以被作成，並希望逐漸這結果中最大的而也仍是一純粹地道德的興趣，可以在我們身上被產生出來。
這樣，我們的方法是取下之程序。首先，第一步，我們隻關心於去使“依道德法則而判斷行動”成為一自然的事情，並且去使此判斷好像是要成為一種習慣，並且為使此判斷力銳利，我們首先問：此行動是否客觀地符合於道德法則，如果符合，則符合什麼法則；因此一問，我們把那隻供給一“責成之原則”的法則，與那“實際上是責成的”的法則區別開；舉例來說，例如那關於“人們的需要所要求於我者”的法則，是與那關於“他們的權利所要求者”的法則相對反，後者的法則規定本質的義務，而前者的法則隻規定非本質的義務；而這樣，我們可教人如何去分別那“在同一行動中相會合”的不同種類的義務。我們的注意所必須指向的另一點便是這問題，即：這行動是否也主觀地為道德法則之故而被作成，如果是這樣，則此行動不隻是當作一行事而為道德正確的，且通過“它所依以被作成”的那格言，它複當作一意向而有道德的價值。“這種練習工夫，以及在隻判斷實踐的事中，我們理性的有成效的培養，必逐漸產生某種一定的興趣，甚至有興趣於理性的法則，有興趣於道德地善的行動”，這裏並無可疑慮。因為我們最後終於愛好一種事，對此事的默識可以使我們感到認知機能的使用是被擴張了的，而此種擴張特別是通過那“我們於其中找到道德的正確”的東西而被推進了一步，因為隻有在這種事物的秩序中，理性，連同著其“依照原則而先驗地決定那所應當被作成者”這決定之的能力，才能找到滿足。一個自然的觀察者最後終於喜愛那“起初觸犯其感性活動或作用”的對象，當他在此對象中發現了此對象的組織十分適合於設計時，既有此喜愛，則他的理性遂在其默察中找到了滋養。因此，來布尼茲饒了一個他曾以顯微鏡仔細考察過的昆蟲，並把此昆蟲重放在樹葉上，因為他已通過觀察此昆蟲而見到他自己已受到了教導，好像是他已從那昆蟲裏接受到一種利益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