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的新年到來了，卻並未給蔣介石帶來福音。接連戰勝軍事對手的蔣介石，很是趾高氣揚，但仍不能使各種危機稍加緩和。
首先是政治危機。國民黨政權的迅速腐化，加重了中國人民的災難，激起人民群眾更廣泛的反抗鬥爭。中國共產黨開辟的紅色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農民參加土地革命的熱情越來越高漲；紅軍也在鬥爭中發展、壯大；中心城市的工人、學生、青年、婦女等革命運動，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起來。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後的那種沉悶、壓仰的狀況，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沉重地打擊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南京政府產生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外交危機。蔣介石為了討好帝國主義，表明他反蘇反共的堅決立場，指使張學良以武力占領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挑起中蘇武裝衝突，不僅給邊境居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而且與蘇聯的外交談判曠日持久地進行，一直沒有達成和解的協議。
最後還有財政危機。連年內戰與長期中蘇邊界衝突，耗資巨萬，榨幹了人民的血汗。宋子文推行賣國主義的金融政策，把中國深深地拖進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之中，致使中國“民生凋敝，國庫空虛”，民怨沸騰，社會秩序混亂。
國民黨內部的矛盾遠未解決，反蔣的實力猶存。閻錫山和馮玉祥手中的軍隊加起來還握有近五十萬大兵。蔣介石為此寢食不安。改組派繼續串聯反蔣，頻繁活動，利用南京政府的墮落到處作反蔣宣傳，給蔣介石的中央集權造成很大的威脅。蔣介石要保住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時首當其衝的還是必須消滅地方實力派的武力威脅。地方實力派們置國家安危與人民死活於不顧，為維護本集團的私利又要展開一場新的爭鬥。
１９３０年的國民黨軍事集團的戰爭，是從蔣、閻的爭吵開始的。桂係、馮係、唐係都先後受到蔣介石的致命打擊。唯獨善於投機經營的閻錫山，一直象遊蛇一樣，回旋於各勢力派之間，使晉係得到了保護和發展。閻錫山雖多次充當蔣的幫凶，絞殺其他派係，但蔣也不會容忍晉係保存實力，占據北中國威脅他的政權和分享權力。蔣介石下一個打擊的目標就要輪到閻錫山了。蔣介石派宋子文到平、津，以劃分“國稅”與“地方稅”為名，把平、津稅收歸國有，也就是成了“蔣有”。使盤踞平津的晉係抱著個水中的月亮。閻錫山幫蔣打敗了唐生智，蔣介石自食其言，沒有把河南省交給晉係，反而給了向他悔過的石友三。蔣還將嫡係部隊紛紛北調，集中徐州、蚌埠，無疑是防備晉軍和西北軍。閻錫山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從而促使他在反蔣、擁蔣這兩條道路上盡快抉擇。
１９２５年吳佩孚乘奉直戰爭之機，東山再起，自稱“討賊聯軍總司令”，通電討奉。１９２６年１月，張作霖致電吳佩孚，解釋誤會。於是形成了奉直聯合，一致對付馮玉祥的局麵。吳佩孚乃與閻錫山聯絡，請其出兵京漢路。直奉攜手，閻錫山感到形勢嚴重，如不答應吳的要求，會禍及自身，於是他又采取依仗強勢，欺淩弱者的做法，一口應允吳的要求。但出師無名，閻錫山便詭稱國民第二軍鄭思成部與豫北樊鍾秀有合作攻打山西的企圖，於１９２６年春，派第一師師長商震為前敵總指揮，率該師李培基旅、第二十八團李華堂部出兵石家莊，向南進攻。商領兵擊退鄭部前哨部隊後，迅速迫近順德城下，展開了激烈的攻城戰。鄭部招架不住，當天即棄城而逃。
閻錫山的出兵，立即使馮玉祥的國民軍處於奉、直、晉三麵包圍之中。為了擺脫困境，爭取軍事上的有利地位，馮的國民軍決定先擊破晉軍，以宋哲元部從殺虎口、得勝口數路分進，合圍大同。麵對國民軍的這一行動，閻錫山立即作出反應，企圖一舉殲滅宋部。他派商震任前敵總指揮，命謝濂指揮第四師第六旅楊愛源部和第七旅高冠南部及周玳炮兵部向大同正麵發動進攻；命第三旅第六團榮臚部、騎兵第二團孫祥鱗部和馮鵬翥迫擊炮兵向大同左翼發動進攻；派王嗣昌率第三師第五旅豐玉璽部和溫玉如炮兵部向大同左翼進攻。戰鬥在大同以北的古店、孤山一帶展開。僅三四天閻錫山部就潰敗不堪，損失嚴重，第七旅旅長豐玉璽被俘，團長楊呈祥被擊斃。麵對嚴重的形勢，閻錫山為了保存力量，讓直軍與宋哲元正麵衝突，自己撤兵雁門關，把主力部隊配備在從平型關到陽方口一線上，憑險防守。為了牽製國民軍，閻錫山用釘釘子的辦法，令部死守天鎮、大同和右玉。雁北這幾個重要城鎮，不但地勢險要，工事堅固，且糧秣充足。閻錫山的這一著，使國民軍不但得不到城池，使部隊難以休整補充，而且因攻城消耗兵力較多，部隊戰鬥力減弱。最後又經過３個月的戰鬥，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奉、直、晉聯合攻擊下，敗退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