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生在革命烈火中所得到的鍛煉和教育是平時幾年工夫所難以達到的。經過“一二九”實際鬥爭的教育，很多學生開始從自發走向了自覺。有些學生憤慨地說：“經過了這次請願，我們認識了統治者簡直不是中國人，失去了中國人為人的道德，我們以後將不再請願。”新的戰鬥要求學生進一步從思想上武裝自己，這時很多學校裏開展了“國民黨政府是抗戰還是不抗戰”的大辯論。
宿舍裏，走廊上，假山旁和校刊上，都成了大家熱烈爭辯的場所。學生中極少數的國民黨分子企圖在群眾中製造對國民黨的幻想，拉攏和分化學生群眾，但他們的言論立即遭到了駁斥。大家回想“九一八”以來蔣介石國民黨一連串的賣國活動，特別是自己親身挨到了大刀、皮鞭的鎮壓，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本質。有的學生說：“當著他們的爪牙象對敵人似的揮著大刀，拿著機關槍和步槍對著我倆的時候，當著他們的爪牙的皮鞭手掌打到我們身上臉上的時候，我們還敢做依賴‘政府''''的迷夢麼？不，不能了！”
與此同時，各個學校的學生還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進行著自我教育。在燕京大學，通過“華北專題研究會”，組織大家討論“日本侵略華北之方式”和“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之真相”。又通過“青年問題座談會”討論“華北如有變動青年應該怎麼辦”及“如何組織民眾”等專題。
通過各種活動，學生群眾進一步認清了日本侵略和蔣介石賣國投降之間的關係。有的學生甚至在幾天前還是擁護蔣介石的，現在也反對蔣介石了。有的學生激昂地說：“我們要用英勇不怕死的愛國精神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拚個死活”，“要使中國從帝國主義及反動統治階級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短短幾天工夫，學生們進一步認識到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必須堅決鬥爭，隻有堅決鬥爭才能取得勝利。他們的思想開始從“不當亡國奴”提高到“抗日反蔣”的水平，為進行更英勇自覺的鬥爭打下了思想基礎。
大家的思想收獲，及時地化為抗日救亡的實際行動；在實際行動中，又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思想覺悟。清華園裏，抗日救國會組織了糾察隊、宣傳隊、情報隊、廣播隊，每天有許多學生在寒風裏奔跑，擔任守衛、交通和巡邏等糾察工作；每天有許多學生夾著宣傳品，跑到農村裏或中小學去宣傳；每天有許多學生采訪著各種救亡消息，編成刊物，寄往全國各地；學生們還通過學校的發射台用英、法、德、日四國語文向國外進行廣播。
“一二九”運動的真實消息雖然被反動派封鎖了，學生們卻千方百計地擴大著運動的影響。北平學生運動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國內外。
反動派繼續千方百計地破壞學生運動，命令武裝軍警封鎖各校，逮捕進步學生。美帝國主義的忠實奴才、愛國學生運動的死敵胡適，這時也在天津的“大公報”上發表“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的反動文章，赤裸裸地反對“一二九”運動。胡適無恥地攻擊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是受了“淺薄的煽動”，是“為少數人把持操縱”。這充分暴露了他為反動政府殘酷鎮壓學生作辯護的幫凶麵貌。同時，胡適又重彈“讀書救國”的陳詞濫調來麻痹青年學生。他說：“隻有拚命的培養個人的知識能力，才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他企圖把青年從革命的道路上引開，瓦解和取消正在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並使青年學生跟著國民黨走賣國投降的道路。
但是在革命的急風暴雨中，廣大學生很快就看清了胡適的反動麵目，對他的反動言論及時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有的學生說：“他們是一群卑賤的東西，一方麵用武力壓迫民眾，一方麵用甜言蜜語來欺騙群眾，我們決不受他們的欺騙！”
一周之間，形勢繼續發展著。各校學生自治會利用了兩個戰鬥間的空隙，在學生中為進行新的戰鬥做好了準備。國民黨反動派決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黨決定在這一天再一次發動大示威。為了使學生運動走向新的高潮，決定要比上一次更廣泛地發動，使運動具有更大的規模。
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成立了示威指揮部，對這次示威遊行作了嚴密的部署。
大示威的計劃和路線是：各校一律早上七時出發，到勞動人民聚居地——天橋集合，召開市民大會，使學生和市民結合起來。然後，進正陽門，經天安門，向東行經東單，再進到外交大樓——“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在那裏成立的地點，舉行總示威。
除了確定示威計劃和路線外，這次示威指揮部還著重研究了鬥爭的策略，提出了要采取多路出動，分散敵人注意；互相接應，衝破敵人包圍；嚴密交通，加強隊伍聯絡等機動靈活的遊擊戰方式。還對遊行隊伍可能的遭遇做了規定：如果大隊被衝散，就以中隊為單位集合；如果達不到天橋，就以正陽門外集合。
14日，指揮部又組織了中隊長以上的學生進行了預備演習。
15日，各校學生都知道了學聯關於16日去天橋召開群眾大會，然後舉行大示威，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決定。大家情緒沸騰，鬥誌昂揚，積極準備投入新的戰鬥。
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吸取了上次被阻在城外的教訓，預先派了一部分學生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