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下旬，張國燾在任家壩召集會議，討論黨中央發來的“12月決議”要點。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昌浩、徐向前、周純全，傅鍾等人。
“決議”要點明確指出，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與小地主、小軍閥，有同情和參加革命的可能。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與組織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結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反對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反動頭子蔣介石。為此，黨的具體政策上，必須實行若幹轉變，如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團結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優待反日反賣國賊的白軍官兵，不再沒收富農的土地和財產，用比較寬大的政策對待工商業資本家等。為堅持黨對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必須反對當前的主要危險關門主義傾向，同時也不放棄反右傾的鬥爭。
黨的策略路線的重要轉變，打開了大家的眼界，使同誌們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發言中均表示，應在新的策略路線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一致對敵。張國燾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還百般為自己的錯誤辯解。過後，他曾致書四川軍閥，要搞統一戰線，但未取得任何進展。
確定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亦迫在眉睫。
川康邊無法建立革命根據地，已為事實所證明。2月上旬，敵人集中了薛嶽等部六、七個師及川軍的主力，開始向天全、蘆山地區大舉進犯。紅軍糧彈缺乏，打得十分艱苦。經一周激戰，被迫撤出天全、蘆山。麵對敵人重兵壓迫，部隊準備陸續撤離寶興、丹巴、懋功地區，向康定、爐霍、道孚轉移。
這時，中央來電指出：“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誌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並就紅四方麵軍的戰略行動方針，提出了三個方案，供大家選擇。
第一方案為北上陝甘。四方麵軍東渡岷江，二、六軍團北渡長江，共同北進。第一步抵川北，第二步抵陝甘，為在北方建立根據地，同蘇聯紅軍聯合對抗日本侵略者，創造條件。
第二方案為就地發展。紅四方麵軍依托現地，打破敵人的“圍剿”。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進入岷沱兩江間，實現奪取四川的計劃。二、六軍團則在靠近川南的雲貴川邊建立根據地，與四方麵軍相呼應。
第三方案為南下轉戰。四方麵軍南渡大渡河、金沙江，與二、六軍團取得近距離的會合，甚至轉向雲貴滇發展，尋求機會前進。
上述三個方案，中央認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實現，由四方麵軍視敵情、地形條件而定。
大家討論的結果，一致讚同繼續北上的方案。因為朱德、劉伯承、陳昌浩和徐向前，過去就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隻是由於張國燾堅持南下，才造成了現在的局麵。張國燾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靠近蘇聯，準備與蘇聯紅軍聯合抗日，自然順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於奪取四川或南下雲貴滇的方案，大家認為，根據敵情、我力及地形條件，難以實現。關於策應紅二、六軍團北進的任務，自然應由四方麵軍承擔，視發展情況再作決定。
大家製定了《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決定以一部兵力位環境大磽磧、鄧生、達維地區、牽製東南之敵，而以主力迅速西進，經懋功、金湯、丹巴進取道孚、爐霍、甘孜，相機占領康定。爭取在這一地區進行休整補充，籌集糧秣、物資，伺機北上。張國燾南下建立川康邊根據地的方針，至此宣告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