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留著黑胡須，目光炯炯地靜聽張將軍的講述。
張學良接著說：“我認為必然實行民主主義，才能喚醒民眾。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中山先生積40年的革命經驗，我們不能放棄，所以，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我是讚成的。不過，關於爭取蔣先生參加抗日陣線的問題，我和你們有不同看法，在洛川我已經和李克農先生談過了，意見未能達到一致，所以，特約請周先生親自談一談。”
周恩來聽說到這兒，點了點頭，表示歡迎地說：“這很好嘛，我們多接觸多談，雙方就會多了解多諒解。”然後，他表示：關於統一戰線的問題，中共很願意聽聽張將軍的意見，以便在決策時考慮。
張學良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先生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全國主要軍事力量都被他掌握，財政、金融、外交等也由他一手包辦。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他勢必會與我們做對，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我們，像在張家口對付馮煥章先生那樣。蔣先生的脾氣我是知道的，為了自己，他會一意孤行到底的。”
周恩來說：“我們共產黨並非不願意爭取蔣先生這一強大的集團抗日，而是考慮到可能性不大。蔣介石在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卻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內''''，這與滿清西太後的‘寧肯贈有邦，不與家奴''''的賣國主張如出一轍。所以，蔣介石實際上充當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走狗。”
張學良聽到這兒，沉吟不語，過了一會兒才緩緩地說：“你們對蔣先生可不甚了解，其實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進逼，他也感到難堪，心裏也恨。但他長期以來一直固執地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然後才能抗日。因為共產黨的一切口號、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後顧之憂。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根據。”
聽到此，周恩來肅然起身，曆數了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鎮壓共產黨的種種行徑。他說得十分激動，使少帥一時間無言可對。
周恩來長籲了一聲說：“這些舊帳我們共產黨人不願意再算了。”張學良接住話說：“對，抗日是當前最緊迫的大事！”
周恩來向張學良表示：隻要蔣先生願意抗日，共產黨願意在他的領導下，捐棄前嫌，一致對外。
張學良高興地向周恩來表示：“你在外麵逼，我在裏麵勸，一定可以把蔣先生扭轉過來。”對此，周恩來也表示讚同。這樣，會談在把蔣介石視為領導全民族抗日的唯一當然領袖這一關鍵性問題上，雙方基本達成了協議。
接著，周恩來進一步向張學良解釋：紅軍的大部分將領都曾是蔣介石的部下，因此，隻要蔣介石以誠相待，他們願意再度服從他的指揮。而後，張學良與周恩來討論了國共合作的停止內戰的條件，達成如下協議：（一）紅軍全部編入國民革命軍；（二）保證使紅軍保持其戰鬥力的完整；（三）接受改編的部隊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兩省和大別山脈中的遊擊隊；（四）紅軍應得到與國民革命軍正規部隊同樣的待遇；（五）共產黨人同意在軍隊中停止政治活動，停止其他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然而共產黨員作為個人將保有自己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但參加反政府及其領袖活動的權利除外；（六）共產黨的非軍事人員應該被允許居住在陝北；（七）打敗日本以後，紅軍應和國民革命軍享受同樣的退役待遇；（八）與日本的戰爭結束以後，共產黨將繼續作為一個合法的政黨進行活動。
周恩來對張學良說：如果蔣先生仍然懷疑共產黨參加抗日統一戰線的用意，他周恩來願意被扣押在西安，作為人質。張學良為周恩來的人格和共產黨人的追求所傾倒，答應周恩來：一定向蔣先生報告這次會談的情況，努力勸說蔣先生同意這一既成事實。最後，他真摯而坦率地向周恩來表示：“我張學良是堅決抗日的，我正在準備與日本人決一死戰！”
周恩來說：“我們都是愛國主義者，我們一定要打敗日本，挽救中國！”張學良表示接受這一觀點，他說：“日本不僅給我的家庭帶來了不幸，也給中國造成了民族恥辱。我決不甘心在為中國而奮鬥中落在他人後頭。然而，我有自己的上級，許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決定的。但是，我要盡最大努力使蔣先生理解你們。”談到這兒，張學良與周恩來立下誓約：彼此決不背信棄義。
會談結束時，張學良為了表示與紅軍聯合的誠意，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款3萬銀元資助紅軍。而後，他又贈送紅軍20萬法幣。
10日清晨4時，張學良與周恩來的曆史性會談結束。餐後，張學良把帶來的紀念《申報》60周年印製的我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彩色地圖冊贈送給周恩來，語重情深地說：“讓我們共同保衛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