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不禁笑了起來：
“這個圈真是值千金啊，否則你算術分數也是個圈，周佛海也就老死荒村無人識了。”
周佛海點頭讚同：
“考雖考了，究竟能不能取，還是一個問題，年歲比我長，學問比我大的人有的是，名額又有限製。誰知放榜那天，我竟中了第一名。真是喜出望外。想來想去，卻想不出何以考得第一的理由。總不會校長徇教育科長的情麵吧？後來進了學校，聽閱卷的國文老師講，原來我當時雖在鄉下私塾，不知道從哪裏弄來一本梁啟超的《中國魂》，讀得濫熟。我就學他的文筆，把許多新知識，新名詞，以及憂時憤世的論調，裝入國文試題中。”
高宗武恍然大悟：
“不錯，在當時風氣未開的小州縣，居然出現這樣的文章，難怪要獨占鼇頭。”
“如果說考上縣小，使我走出了閉塞的山村，那麼留學日本，才是我事業發展的啟端。否則，我雖有相當的報負，但如果一輩子在沅陵縣那個小城裏，充其量也隻是混個教書匠，大不了當個縣太爺之類的小官僚，也算祖上積了陰德，前世燒了高香了。弄不好，也許窮困潦倒一輩子默默無聞。”
他歎了一口氣，又接著說：
“其實，我當時已近乎失望，從客觀事實看，上進發展的機會和可能，實在沒有，出洋？想都不敢想，即使看見縣裏有一兩個人進了北京大學，也隻是徒然羨慕，猶如隔世為人。”
周佛海至今還記得那場滂沱大雨，將他阻於對岸，望河興歎。已經4天了，他因回家探親而無法進城返校。殊不知，在這4天裏，他一生的命運已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原來，周佛海有位同班同學，也是好朋友，因他哥哥在東京上學，一年前也跟著東渡到日本。他來信說東京生活費用並不高，每年也隻需萬餘元而已。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他建議周佛海也去東京上學。這封信在學校引起反響，校長育才急迫，決定湊錢選派幾個尖子生去東京。周佛海成績出眾，又肯用功，自然是入選者。
回到學校後的周佛海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恍然如身在夢中，這種體會一生都忘不了。
“也就是在日本留學期間，我開始研究馬克思學說的。那時年輕，有衝動，特別是俄國革命的刺激，寫了不少有關文章，因此受到了國內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注意。1920年，那時我已考上‘京大''''，暑假回國，在上海和陳獨秀以及第三國際代表魏金斯基會麵，討論組織中國共產黨。第二年，我又利用暑假回國，參加了中共一大。現在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當時也是代表，說起來我們還是湖南老鄉。”
“聽說陳公博也參加了？”
“他是廣東代表，記得開會期間，忽然法國巡捕衝了進來，問為什麼開會。大家都說是北大學生。一個中國巡捕指著公博，說他是日本人，原來公博總自信他的北京話很地道，可在別人聽來，就像是外國人說中國話。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解釋良久，才證明他是廣東人。僥幸巡捕沒有搜身，在他們的口袋裏，就放有共產黨黨綱草案。如果搜出，還有不進班房的道理。”
“那公博和你為什麼都退出了中共？”
“其實公博當時對政治並沒有熱情，‘五·四''''時，他正在北大念書，那樣的一場大運動他都無動於衷，經常鑽到新世界聽梨花大鼓和泡澡堂子。後來他回廣州，受同學譚平山影響，涉及政治，編輯《廣東群報》，受到陳獨秀的注意，醞釀組建了廣州共產黨支部。中共‘一大''''時，由於會場上出現爭論，平心而講，在一個黨初建時發生意見分岐是正常的事，但公博卻看不下去，那原先的熱情，頓時降到冰點。這就是他退出中共的一個重要原因。”
“至於我退出中共，則是要以後的研究中開始對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產生懷疑並終至反對，我在1919年就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階級鬥爭》的文章，不承認中國有階級鬥爭的存在和必要。後來我到廣州，當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麵也表示過這種主張。我說：共產黨的任務是中國革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因此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抵抗侵略。中國現在，並不需要農民對於地主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所以共產黨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以全力來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
“你這番話鮑羅廷肯定聽不入耳。”高宗武說。
“何止聽不入耳，簡直是雷霆震怒。我當時也年輕氣盛，當場頂撞起來。後來周恩來找我談過多次，勸我回轉思想。但吾心已冷，吾意已定，所以斷然拒絕。到1924年9月，中共始作出決定，將我開除出黨。”
其實，周佛海背離中共，既有思想理論方麵的分岐，也有其他原因，經濟問題即為其中之一。他從日本回國後，受戴季陶之聘，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每月薪水大洋250元。按規定，凡是兼職的共產黨員，應該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繳納黨費。他的妻子楊淑慧打起小算盤，她勸周佛海：
“好不容易才熬出了頭。過去，我嫁給你一個窮學生，每月隻能靠75元官費養活。現在日子剛寬裕一點，又要將這辛苦掙來的錢交出去，這黨有什麼幹頭，不如退了吧。”
周佛海深以為是，隻不過他不能公開這一理由，隻能借題發揮。
“所以汪先生因為佛海有這段加入中共的曆史，才有這番令人痛苦錐心的嘲罵。”周佛海又將話題折了回來。
“以佛海兄口舌之利，自然會還以顏色。”
“就是，我也反唇相譏，回敬他說：汪精衛真拆爛汙，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莫要和這種人共事。”
高宗武皺起眉頭，批評說：
“說什麼先生也是黨國元勳、前輩，這樣對罵似有不妥。”
“周某也深悔當年的孟浪，得罪人太重，恐汪先生不見諒於我。”
“可是據宗武觀察，你們現在的關係還算融洽，佛海兄在江蘇任教育廳長時，對汪先生主持的行政院及教育部的指示不是奉命唯謹嗎？”
“你不知內情，蔣先生汪先生長時間的對立，必然產生深深的隔閡，佛海一向是作為蔣先生的親信幕僚，助蔣反汪。現在蔣汪合作，佛海受命與汪先生接近，就是蔣汪合作的一種表示，否則佛海也不敢這樣無所顧忌地與汪先生來往。蔣先生為人你大概也有耳聞，是最恨吃裏扒外的。”
周佛海看看表，已快天明了，他邊起身邊接著說：
“雖然受命所為，但佛海與汪先生幾次接觸，反而頓生親近之感。汪先生對國內國外形勢的看法，尤令人信服，佛海也深以為然。首先在對日關係上，主張中國與日本隻應為友，不應為敵，冤仇宜解不宜結，力主與日本妥協，防止戰爭發生，第二在國共關係上，反對圍剿中共，實行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這些都是精辟之論。宗武兄與汪先生有僚屬之誼，當將周某這片景仰表呈於汪先生麵前，則感激不盡。”
高宗武何等精明之人，這點意思當然早就清楚，因此痛快地答應：
“宗武當竭力消彌佛海兄與汪先生之間芥蒂，化幹戈為玉帛。現在東方已即白，佛海兄還要趕回當值，容今後回拜府上，以謝今日之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