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高宗武在周佛海麵前大賣關子，表示畏縮之時，其在外交部的一位舊日僚屬已打開了通敵的道路。
這個人物就是董道寧，曾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也是個“日本通”，據說“通”的程度還要高出高宗武幾分。他雖然生在浙江寧波，卻從小在日本橫濱長大。小眼睛，寬身材，平肩膀，金絲眼鏡，外加一雙茁壯的短腿，地道的日本人長像。如果他走在橫濱的大街上，反倒不如在一群中國人當中惹目，因此外交部有人幹脆就叫他“日華人”。
董道寧長高宗武十歲，但官階卻比高低一級，這一點他頗不舒服。兩人之所以走到一起，大概都緣於內心那段“親日”的感情吧。尤其董道寧，幾乎已以日本人自居，考慮日本人的利益更高於本國的利益。
因此，當高宗武委托他以外交部科長身份去上海先行與日本人聯絡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董道寧是在1938年1月16日由戰時的漢口到達已經淪陷了的上海，並與日本人接上了頭。2月15日，已經乘船在日本長崎上了岸，16日，則到了東京。
董道寧的上海、日本一行，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收獲，盡管他活動頻繁，先後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禎昭，中國班長今井武夫，參謀次長多田駿進行了會談，可是由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聲明橫亙於前，一切就無從入手。
不過，由於董道寧在日本的活動，緩進派人士卻感到了鼓舞和希望。他們認為：隻要中日兩國間的“和平”意向能信息相通，加上兩國“和平派”的作用，中日間的“和平運動”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備的，這一點似無可懷疑。
於是，影佐禎昭磨墨揮毫，給他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友何應欽、張群寫了封親筆信托董捎去。
影佐問：“這兩人想必在蔣先生麵前說得上話。”
董道寧連忙點頭彎腰：
“貴校的校友在中國軍界出類拔萃者甚多，連蔣先生也自承是出自此門。”
影佐笑曰：“可蔣先生卻確實不是鄙校學生，雖然他說與張群同學，但十期同學錄中，沒有他的大名，我也沒有印象。他隻是振武學校的學生，相當於軍官學校的預備生資格。所以他對陸軍士官學校同學一向器重。”
董道寧：“是的。現在張群貴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說話很有份量。而何應欽乃是蔣先生黃埔係的第一號大將，現任軍委參謀長。他對貴國的態度一向友好，影佐先生托他倆運動蔣先生，可是找對人了。”
影佐聽了奉承，臉上微顯得意。董道寧問影佐，為什麼不親自寫信給蔣介石。
“因為我隻是日本參謀本部的一位課長，身份不宜。另外，這種事不宜正麵接觸，否則會讓蔣先生為難的。”
影佐確實想得周到，也由此可見此人心緒之縝密。
就在董道寧要離開日本之際，高宗武也秘密由香港轉道至上海。在日本淪陷區，他居然沒有感到任何的拘束，甚至身心較之漢口還有一種放鬆感。
他下榻在國民黨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家中，此人也是個親日派，交遊甚廣，與日本朝鮮人士相識頗多，是個理想的接洽地點。
唐壽民不敢怠慢這位客人，尤其是聽到他此行的目的，極為讚同。他說作為一個銀行家，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戰火擴大，相信日本商人也有同感。他建議高宗武先和日本同盟通訊中南總分局的鬆本重治談談，據說此人很有門道。
高宗武不需要聽唐壽民介紹，對鬆本重治，他熟悉的程度不亞於唐壽民，此人曾留學英國，背景十分複雜，高宗武估計他可能與日本某個間諜組織有聯係，惟其如此，此人大概也能辦他不能辦的事。
3月的上海，春寒料峭，鬆本將車子停在法租界唐壽民的寓前，將衣領豎起，借以略遮寒風。他剛按響門鈴，大門已應聲而開，顯然，高宗武早站在那兒等候了。
倆人緊緊握了握手，未及寒暄，就連忙鑽進了屋內。
高宗武淺淺斟了一杯酒，遞給鬆本，抱歉地說：
“沒有暖氣，以酒禦寒吧。”
接著，他就迫不及待地追問鬆本：
“你們那個近衛聲明所宣布的‘以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究竟是真的，還是恫嚇？”
這是問題的關鍵，高宗武清楚地知道，如果日本方麵堅持此點，那麼中日之間交涉就無從談起。蔣介石是個視權力如生命，且又極度自尊的人，怎麼能忍受日本漠視他的存在。
鬆本被高宗武這一問，心頭泛起了不滿，他也是緩進論者。
“1月16日的聲明，作為我個人的觀感，這是笨拙之至之聲明。我隻能判斷為這不是日本政府的虛聲恫嚇，而是真心的。這一點我感到遺憾。”
高宗武急著追問：“日本政府繼續采取這個聲明的態度能到什麼時候為止呢？”
鬆本也沒有把握，他隻能分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