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釣鉺、掘陷阱、設圈套，蔣介石手段固然巧妙、陰險，有失光明正派，令人防不勝防，但是，假若汪精衛身正心端，曉民族大義，辨奸賢之分，又豈能讓蔣介石牽著鼻子走。
所以，汪精衛從來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圈套的存在，他有一句常掛嘴邊的話：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詩人的氣質和虛榮的性格交織在一起，導致了妄想症的大發作。
所以蔣介石不擔心汪精衛不上圈套，不擔心他這番操勞會白費心機。
汪精衛的漢奸理論，雖然正式發表兜售於投敵之後，但就其反動性、係統性、詭辯性、完整性來說，顯然有一個醞釀成熟的過程。當他仍置身於抗日陣營的時候，由於地位和身份，還不敢公開宣揚，遮遮掩掩，欲語還休，他要人們說老實話，就是要自承中國的虛弱和抗戰失敗的必然性；他叫嚷“根絕赤禍”，因為他深知，中國共產黨是抗日陣線中最有力的中堅，是他們所謂“和平運動”的最大障礙。所以，他聲稱，國共合作的實現，比他遇刺時身遭三槍還要刺激，耿耿於懷西安事變後的蔣介石是否與共產黨之間有什麼秘密協定。種種憤懣之情，終於待到投敵後一吐為快。1939年7月9日，他在上海的一席題為《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的演說，集中概括了他的漢奸思想和之所以投降賣國的漢奸心態。
“總理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的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話意義重大。日本是東亞一個強國，經濟軍事文化先進。最近幾十年，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中國事事雖然落後，卻是東亞一個地大人眾曆史深長的國家。如果要強盛起來，日本必然會知道中國的強盛對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當然願中國強盛，願意與中國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決定以中國為敵，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
“因為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而是誠心誠意的。怎樣才能於日本有利呢？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中國的強盛，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
“1924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的建國大綱，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1925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誌，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1928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為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隻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複歸於好轉。不幸的是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當初以為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然而4年之間，我已漸漸地覺得不對了。及至1935年11月2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三槍，身體上支持不住，1936年1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才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隻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為共產黨是隻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秘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抵製他，揭穿他。直到最後最後，方才於12月18日離開重慶，29日發表和平建議。
“我的和平建議，是讚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我為什麼讚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為什麼不也伸出手來，就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氏能認識這是中日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決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讚同，則中日和平之途即可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