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統治下的宣傳，動不動說，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不過是一種托辭。這種宣傳，實在是不對的：第一，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不必有所托辭；第二，三原則的提出，已曆數年，自近衛聲明以來，更明顯的定為國策，全國輿論，已趨一致，何以見得是托辭？第三，中日兩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因利害衝突之故，勢必至於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利害一致，衝突自然無從發生。這樣的關係重大，如何可以說是托辭？第四，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先期待自己，然後期待他人，先責備自己，然後責備他人，則進步必然較快，成功必然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過去的的糾紛得以解除，現在的戰禍，得以結束及補償，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也可以從此踏了上去。”
“然則為什麼一定要拒絕和議而強調繼續抗戰呢？我們必須知道，抗戰以來，軍隊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這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這種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為當然的，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他隻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人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個是一舉兩得。何況天從人願，抓著了蔣來作幌子，以盡情發泄十六年以來“剿共”的仇恨，等到盡情發泄之後，他自然會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用不著一些留戀。因為這樣，所以三番幾次得著了恢複和平的機會，偏要說抗戰到底，這就是說中國永遠得不著和平的，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總而言之，共產黨的罪惡，深於義和團，忠勇的人民，至多不過如聶士成一般，隻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決不能挽回當前的劫運。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李鴻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杆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能補救一些。”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同前，一條是跟著蔣唱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製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著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去，隻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著蔣為共產黨的犧牲品。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言重新闡明起來，重新的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第一步恢複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亡國滅種之路，後一條是複興中國、複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複興中國、複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定團結同誌，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誌之士，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真正是伶牙利齒，信口雌黃，縱然是嘵嘵置辯，又怎能掩飾罪惡。汪精衛以上所言，是他自抗戰以來，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是他走上賣國之路的心靈曆程。像他這樣身在漢營，心在敵國，無疑已是留在抗日陣線中的隱患。周佛海就承認，他們在出逃前的那段日子裏，“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對共產黨的鬥爭。”也就是說，反對和破壞抗日統一戰線，阻撓堅持抗戰到底政策的實施。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運用這種帶有詭秘色彩的特別手段，也在客觀上起到了清除內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