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繼續煽動說：“打既不能打，就應考慮存亡絕續的辦法，蔣先生現在是更加固執了，完全受了共產黨的挑撥，欺人欺已。對於國家處境之困難，全不考慮，對於日本的和議，不加思索的拒絕。汪先生——。”他幾乎是拉著哭腔嘶喊：
“如今挽救中國危亡的責任，舍足下還有誰能承擔。再袖手下去，我們和平同誌一年多來的努力，豈不全成畫餅。”
自從高宗武打通聯係日本的渠道後，陶希聖就成了汪府的常客，日日慫恿不休，獻謀獻策，儼然一搖鵝毛扇的狗頭軍師。汪精衛對他一些過火的話也不懷疑，一者因為陶原本就是“低調俱樂部”成員，對抗日十分悲觀；二者陶與汪本有一段淵源，曾躋身於“改組派”的行列，屬自家人。
但是，陶希聖對權利的熱衷卻是壓倒一切的。他長期在野，做厭了野鶴閑雲，總想打入權力圈子，為此，將不惜一切代價。
而蔣介石卻最善於抓住人性特點。
關於蔣介石與陶希聖的關係，盡管沒有什麼具體把柄，但早就有人懷疑了。當初，陶勸汪出逃時，對蔣罵得最凶，連周佛海、陳公博都聽不下去，認為陶為人薄亻幸，終然背主，也不必要在嘴頭上如此刻薄，分明有故意表演之嫌。陶將汪扶上虎背，欲罷不能後，又攜其秘件反水而逃，讓汪大為被動。蔣介石平時最恨朝秦暮楚之人，陶則反反複複，不但未嫌棄，卻優渥重用有加，最後居然進入最核心部門——侍從室，取周佛海位置而代之。曾吹噓一時，號稱蔣介石經典代表之作——《中國之命運》一書，也實際上由陶提刀代筆。種種跡象，實屬反常，隻不過待人們發現，已經是事後的事後，當初，汪精衛、周佛海一夥，可是絲毫不起疑心的。
果然，陶希聖剛才那番話搔到了汪精衛的癢處，但是，卻連忙擺手：
“我有我的難處啊。”他近日私下裏也常考慮，日本人素無信義，他是有所領教的，總不能冒冒失失就憑高宗武一紙報告書決定如此重大的行動呀。
仿佛看透了他的擔心，陶希聖將身子欠得更近了些。
“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的第二次近衛聲明，汪先生想必早有研究，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帝國希望中國國民善於理解我國的真意，願與帝國協作。固然，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該聲明的最關鍵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更換人事組織''''，這難道不是日本人針對汪先生而言的嗎？”
“對！這是日本人向汪先生拋來的紅繡球。”周佛海在一邊幫著腔。
汪精衛依然苦著臉，不作表態。
不知什麼時候走出來的陳璧君看到汪精衛這份窩囊相，臉上竟露出鄙夷之色，衝汪發火道：
“我看你這個黨的副總裁，國防會議副主席，充其量不過是個伴食宰相，有什麼事你能作主的？”
汪精衛臉羞得通紅，陳璧君還很少當眾奚落他，自撤至重慶以來，陳璧君肝火愈來愈旺，對汪精衛那份畏葸實在有點看不上眼。
“佛海，你是老蔣身邊人，為什麼不直言犯諫，而是跑到這裏發牢騷。”陳璧君看丈夫麵露愧色，也就不忍繼續發難，轉過身責備周佛海。
周佛海立即大聲地抗議：
“我何止是犯顏直諫，簡直泣血而陳了。可蔣先生又何嚐聽得進去，已經是龍顏大怒了。”
周佛海這些日子一直嘀咕，他有一種直覺，蔣介石已發現他什麼，對他往日的信任和寵愛換成了懷疑和厭惡，這從蔣介石的眼睛中就可以看到這種變化。他常常指責周佛海工作不力，在周佛海看來，已有吹毛求疵，故意責難之嫌。他去向陳布雷訴苦，一向與人方便的陳布雷對他也很同情，告訴他，委座近來確實對周佛海的工作不滿，近幾個月來，周佛海掌管的宣傳工作毫無起色。
聽此言，周佛海心中反而一寬，看來蔣介石還未發現他的秘密，隨之而起的肝火也就陡地竄了上來。“蔣先生之理想，亦過於離開事實，決不能實現，此事宣傳部必受斥責，餘亦不辭，必要時當退避讓賢。”他甚至準備以辭職來要挾蔣介石。
蔣介石沒有理會周佛海的辭職要求，他把周留在身邊，用冷眼，用輕慢，用嘲諷，用漫罵，逼周佛海鋌而走險，加快行動。
所以，陳璧君一提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他就忍不住要發火。
“好啦，大家談話平和一點，都是自己的同誌。”汪精衛不耐煩地打斷爭吵，他突然想起了什麼，問周佛海和陶希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