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鄰弟，關於撤換福建省主席朱紹良一事，是我的錯誤，手續不夠完善，請你原諒！”
對於李宗仁的責備，蔣介石不僅不反唇相譏，或解釋推諉，而是爽直地承擔了責任，承認了錯誤，這在李宗仁看來，簡直是破天荒的事了。他和蔣介石打了二十幾年交道，還從未聽到蔣介石正式承認過自己有錯誤。孟子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蔣介石更非聖賢之輩，若論他的過失錯誤，隨便就可以挑出幾打來。但是，無論在蔣政權的官書、文告和蔣自己的講話、文牘中，竟連一句也找不出來，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蔣介石有一個妙法，他每次把事情弄糟了，總是把責任和過失推到別人身上。東北戰敗，徐蚌戰敗，本是由他直接指揮失誤所造成的，但他竟說軍隊不聽指揮，才有此敗。他發行金圓券，弄得民窮財盡，遭致無數人民的破產自殺，全國經濟崩潰，但他指責國人不擁護他的經濟政策。他指使特務濫捕濫殺愛國人士，引起全國輿論界的強烈不滿，他幹脆把桌子一拍：“這些人都是本黨同誌，誰叫他們不聽我的話呢？這叫咎由自取！”這種強詞奪理、一手遮天、文過飾非的做法，隨便就可舉出幾打的例子來。
今天，蔣介石當著李宗仁的麵，認錯了。他態度懇切，言辭謙和，一反過去那種獨裁專橫、唯我獨尊的作風，這下，倒反而使李宗仁愣了一陣，隻得表示寬容和諒解，他安慰道：“事情已過去，不必再歉疚吧！”
“嗯，實地（是的），則姑（這個），實地（是的）……”蔣介石微笑著點頭，一口寧波腔，說得令李宗仁似懂非懂。但不管怎樣，高潮已經過去，他已轉危為安，他深為自己的冷靜和忍讓而感到滿意，他為此而贏得了主動，他是勝利者。俗話說：“讓人三步不為低”。世人都認為蔣介石是對人寸步不讓的大獨裁者，其實無論對人對事，他忍讓的程度和方法都比一般黨國要人高出一籌。民國17年，唐生智率大軍由武漢東下討伐蔣介石，在南京的李、何、白逼迫蔣介石，蔣介石忍讓了，作出了下野的決定，使武漢政府、唐生智及李、何、白頓失攻擊目標。由於他的下野，唐生智與李、何、白發生了衝突，半年後造成了他漁翁得利重返中樞的有利形勢。
民國20年，胡漢民坐鎮廣州，團結領導兩廣反蔣。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外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兩廣和江西紅軍的壓力，整天搞得焦頭爛額，對兩廣既不能用兵，便隻好進行和談了，但是，在和談中粵方代表堅持要蔣介石下野。此時，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衛戍京滬，陳本人和第十九路軍都是站在粵方立場的，力促蔣介石下野。蔣介石一看，局道相逼，形危勢險，便又一次作出了極大的忍耐，宣布下野，匆匆忙忙飛回奉化去了。孫科高高興興地以粵方資格接過政府這個爛攤子，幹不了幾天就幹不下去了，最後還得請蔣介石出來收拾殘局，他這一下一上，地位反而比下野前更穩固了。蔣介石的第三次下野，也是出於這種忍耐的心理和讓步的策略。
白崇禧在武漢接連給他打了兩封電報，要求與共產黨和談。蔣介石忖度，白是逼他下野。現在，他的主力兵團已在徐蚌會戰中消耗殆盡，白崇禧雄視華中，舉足輕重，解放軍已逼近長江，此時此刻，對白崇禧咄咄逼人的態度，他唯有忍讓，於1月9日宣布第三次下野。他退居幕後，派陳誠去經營台灣，精心布置後路。在解放軍進逼和白崇禧壓迫的不利形勢下，他這一忍讓使自己再次由被動變成了主動，這不但贏得了布置退路的時間，還贏得了解決桂係的機會。這一次，對於李宗仁的淩厲攻勢，氣勢洶洶的責詰和居高臨下的訓斥，他表現得出奇冷靜，不但不爭辯，不頂撞，反而承認錯誤，雍容大度，從容不迫，體現了一個領袖的風度。相反，李宗仁喋喋不休，火氣十足，在湯恩伯的事情上反複糾纏不放，在蔣介石麵前，他不但沒有爭到國家元首應有的氣派和度量，反而退到了他原來的地位——副總統在和總統鬥氣！
誰說蔣介石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
李宗仁雖然出了氣，但是，腦海裏卻是一片迷茫，一片混亂，一片痛苦，他處於既不能與蔣合作、又不能真正取蔣而代之、更不能力挽危局的難堪地位。他是一個被滾滾洪流卷著走的人物，他自己已處於滅頂之災中，又怎能左右局勢看清方向呢？大客廳裏，竟出奇般地沉靜。李宗仁下意識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蔣介石也許是出於應酬，也舉起杯子，抿了口白開水。
“德鄰弟，為兄還有什麼過失，請你毫不客氣地指出，值此黨國危急之際，你我之間更要推心置腹，真誠相待，方能化險為夷。現在，是到了黨存我存，你存我存的時刻了！”蔣介石臉上顯出真誠的微笑，他的口氣親切極了，他的肚裏可以包容四海，在中國國民黨內，也隻有蔣介石一人才有當領袖的資格，其他人都隻能望其項背而已！
“時候不早了，今天就暫時談到這裏吧！”
李宗仁說罷站起身來，蔣介石也跟著站了起來，並先行過去為李宗仁開了大客廳的門。李宗仁毫不客氣地邁步走了出來，蔣介石跟在後邊，尾隨李宗仁下樓，一直送到轎車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