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時的人民公社為了發展集體經濟，重啟了這個不知道沉寂了多少年的礦井。當下井工人穿著一身漆一般黑的衣服，頭戴火柴頭大的雞娃燈升井時，臉上髒得隻能看見一溜白牙和血紅的眼圈，猛地一見非常嚇人。巧的是，一次礦工升井，剛好被一位路過這裏的乞丐看到，嚇得乞丐撒腿就跑，見人就說，我看見鬼了，我看見鬼了……
恐怖，就是我對礦工最初的印象。
每次看到父親從很遠的煤礦用生產隊的騾子馱兩口袋煤回來的時候，我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害怕。父親從口袋裏把煤倒出來放在灶房的案台下麵，黑乎乎的一堆，我看見之後，就不敢一個人進灶房了。但是，母親每次做飯時，從案板下麵用炭鍁把煤端出來用水攪拌好，然後用鬆軟的柴火引著，把這黑乎乎、濕漉漉的東西放在點著的柴火上麵，拉起風箱，不一會兒，煤就變成了一片火的世界，火焰不時地噴出來，整個廚房暖和起來，鍋裏的生米也變成了熟飯，每當看到這一幕，我就感覺簡直太神奇了。
上小學期間，正趕上“文革”後期，我們接受第一次精神洗禮，參觀距離家鄉五十公裏的一個叫作霸王窯的煤礦階級教育展覽館，高年級的同學已經分兩批參觀回來了，寫了不少的體會文章，張貼在學校走廊的閱報欄裏，到了我們這一批，學校做了充分的準備，目的是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出發的前一天，教導主任王金啟老師給同學們做了階級教育動員，要求每個學生帶著階級感情去參觀。第一批回來的同學講，到目的地要翻兩座大山，經過四座大型煤礦，還要跨越數不清的陡坡、河流，五十公裏的路程，來回兩天時間，非常辛苦。老師動員說，長途跋涉也是受教育的一種方式，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都是走出來的，這算什麼。動員會上還規定，不許請假，實際上誰也不願意請假，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這一天的到來，生怕因其他原因取消了參觀的計劃。
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同學們激動得幾乎都沒有睡覺，衝天的革命意誌和好奇把一切顧慮都衝淡得無蹤無影。
出發是1972年清明節前一天的早晨，全年級六個班的二百四十名同學，五點起床吃飯，六點準時出發，每個人都帶足了兩天的幹糧，拿著一個喝水的搪瓷缸子。
出發時同學們排成長隊，各走馬路一邊，向既定的目標方向行進。步行一小時後下了個大坡，走在川道和一條河流並行的路上，兩邊是綠油油的麥田，趕早的農民扛著犁耙，趕著牲口，已經到了田間地頭，種春天第一季的正茬玉米，儼然一派春意融融、農耕繁忙的鄉下圖景。此時，老天爺突然變了臉色，先是從北邊飄過來的烏雲遮住了東邊初升的霞光，緊接著，星星點點地飄起了雨點，開始同學們還沒有什麼反應，想著雲過之後就變成晴朗的天空了。但是，頭頂上的雲老散不去，農民趕著牲口有的還沒有到地頭，就折回去急忙往回走。
看來雨真的要下大了。
老師讓同學們加快腳步趕路，瞬間由星星點點的雨花成了傾盆大雨，石子墊起來的道路泥濘不堪，前行十分艱難，不少同學跌倒爬起來再艱難地前行。雨下起來沒完沒了，天陰沉得像鍋底一樣，遠看已經和地平線連在一起了，沒有絲毫變晴的跡象。此時，隊伍中間出現了竊竊私語，有的同學提議返回學校，往前的路還長著哩，有的還說回去等天晴了再去。聽到同學們灰心的抱怨，教導主任王金啟老師提高了嗓門，嚴厲地說：“有那麼難嗎？有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那麼困難嗎？我們學校前幾屆參觀霸王窯，天幾乎都下雨，這是老天爺在哭訴，同我們一起祭奠逝者。都給我打起精神，一起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老天爺好像是故意考驗這些羽翼尚未豐滿的學生隊伍，在艱難前行中，同學們看見前麵隱隱約約出現了一座座高低不平的建築，遠處還傳來火車的鳴笛聲，隊伍裏有同學驚訝地叫了起來，火車來了，火車來了。大家一下子興奮起來了。是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革”後期，我們這些山區未成年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沒有見過火車，能聽到火車的叫聲，看到火車，淋雨還算什麼，激動的心情衝淡了大家的沮喪。
王金啟老師將同學們安頓在路邊還沒有圍牆的一個大房子裏避雨，他說，這是東安煤礦，一個新建的大煤礦，一年要生產一百多萬噸的煤炭，這火車走的就是專門為煤礦修的運煤的鐵路。說完，老師又流露出得意的眼神說，同學們先在這兒避雨，我去礦上聯係一下，看能不能乘坐火車去霸王窯。同學們響起熱烈的掌聲，雨水從頭澆到腳，再加上春意料峭的寒氣，不少人打起了冷戰，但當聽到要坐火車，渾身都被那熱切的期盼烘得暖和起來。不大一會兒，老師回來說，正好有一列運送井下挖煤機械的火車才卸完設備，馬上就要返回去，礦上同意為我們免費提供坐火車的方便，同學們現在就排隊上車。能坐火車了，還不要錢，二百四十名同學一下歡呼起來了。老師說，不要高興得太早，等上了火車再張狂也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