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我們第三次到礦上，也是隆冬以來最寒冷的晚上，其他一起來的白天都賣完趕火車去了，我和鄰村的一個沒有賣完，隻好等上下夜班的工人了。刺骨的東北風，穿過礦區，凍得我倆直哆嗦。此時，有三個年輕人帶著一個時髦女郎走到我跟前，問多錢，我說一毛錢八個，她說十個行不行，我說十個可以，不許挑不許揀。中間一個高個子的說，可以，但他們要自己拿，也不準我伸手接錢，嫌我的手髒。他們把柿子挑來挑去，翻爛了許多，我怕惹事都忍了，更可恨的是不讓我接錢，趁天黑看不清楚，把錢放在柿子籠裏就走。當我收錢時，發現幾張錢隻有一半，我登時火冒三丈，一氣之下趕上去找他們論理、要錢，結果打了起來。這時候，我一天水米都沒有沾牙，再上勞累和上火，哪是他們的對手，結果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等同行趕來時，這些人已經跑得無影無蹤了。就在我疼痛難忍艱難地爬起來時，看到地上有個夾子，夾著厚厚的什麼東西，撿起來一看，是一遝職工食堂的飯票，這是剛才拉扯的時候，其中一個人把飯票掉了。我眼前一下有光了，挨打的疼痛也拋到了九霄雲外，我們用那遝飯票從食堂領了整整兩提包的杠子饃（兩個饃連在一起四兩，當地叫杠子饃），讓兩家人真正吃上了一頓飽飯——白麵饃饃，著實讓我炫耀了好長時間，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王家堡子人，一個冬天就是這樣度過的，開始扒火車感覺還可以，扒幾年大家都覺得風險太大，一旦發生個啥事故，就沒命了，再者到礦上賣柿子要挑那道陡坡，慢慢地體力有些吃不消，有些人就有了更大膽的設想，扒上煤車直接到西安，大城市一定能賣上好價錢，聽說下火車就是大街道，不用挑太長的路。
隻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有人還真把柿子賣到了很遠的省會城市，在礦上一毛錢四個，到省會城市成一毛錢兩個了，由此也發生了許許多多離奇的事情，因為和煤、煤礦、礦工沒有直接聯係，這裏就不贅述了。
扒火車危險，可日子還得過啊，柿子總得想方設法賣出去，於是我們產生了購買架子車的想法。架子車承載力大，可以把柿子拉到更遠的礦上賣，雖然力氣活兒累點兒，可莊稼人最不值錢的就是力氣。拉著架子車，時間由自己把握，再不用踩點趕火車出猛力，爬煤車擔驚受怕了。買架子車還有一個動因，就是本村有一個在很遠的煤礦下井的人回來說，他們的礦比較遠，但是很大，工人比現在我們賣柿子的這幾個礦加起來還多幾倍，那裏地域偏僻，一般小商小販很少去，所以物質相對匱乏，而煤礦工人工資高，柿子在那兒肯定能賣上好價錢。我和鄰村一個叫李宗文的同學商量一人一輛架子車，能裝近三百斤柿子，按照一毛錢三個算，一趟來回三天時間，得賣三天，再加上收柿子兩天，總共一周多的時間，利潤就有四十塊錢。而當時在生產隊裏幹活，一個全勞力一年掙工分的錢隻有七十八塊錢，這是多麼大的誘惑啊！
李宗文家境比較好，他家有架子車，我家因父母年邁多病，根本拿不出來七十塊錢買架子車，宗文說，那咱倆合夥先用我家的架子車跑一趟，探探路，能賣上好價賺錢了，再想辦法給你買一輛。第一趟賺錢了，不算架子車磨損折舊，倆人對半分，賠了也對半承擔，協議就這樣達成了。
我們五分錢一斤從外村將柿子收回來，家人幫忙裝車，用兩家人僅有的剩餘粗糧蒸成苞穀麵饃饃，把被子捆在車子的前麵朝西北方向上路了，家人送上一道十分陡的坡，千叮嚀，萬吩咐，注意安全，就是柿子賣不了都不要緊，安全回來就行。
家裏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就在去年的這個時候，村裏一個叫紅娃的人，比我大幾歲，很能幹，白天在生產隊幹一天的活，晚上編席子，三個晚上就能編成一張四尺寬六尺長的席，等編夠十個，再趕生產隊收工後等到天黑下來，借莊稼人勞累了一天，都不願出門的休息時間，把蘆席立起來捆在自行車的後座右邊，小心翼翼地溜出村（怕被人發現舉報扣上投機倒把的罪名，那就別想過安寧的窮日子了）。家人先在村道裏放風，確定沒有人，才敢快速出村，即使倒黴偶爾碰見人，也是裝著沒有看見，急忙地蹬上自行車，一股氣把產品帶到五十公裏外的北山裏去賣，有時也換成糧食，天麻麻亮趕回來，既不會被人發現，也不影響當天的生產隊出工。
方圓幾十個村子的人都知道我們村的紅娃會過日子，能吃下苦，在北山裏跑熟了，人家編的席也能賣好價錢。不幸的是，兩年前的那天晚上紅娃扛了十張席到北山裏去，至今再也沒有回來。親戚和生產隊的幹部也到紅娃經常落腳的熟人家去找，人家都是一口否決，人就沒有來過。也給當地派出所報案了，但由於父母年紀大了，弟兄們日子過得緊巴，再加上那個年代，做生意屬於投機倒把，很不光彩，多方麵的原因，就沒有再去催，民不舉官不究，好端端的一個人就沒有了，父親由此重病不起，一年前已經走了，母親整天哭，聽人說再哭下去眼睛就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