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些善良的阿姨，讓我認識了真正的煤礦人、真正的礦嫂。我在之後從事的記者工作中，報道大小礦難不下十次，事故的善後工作處理中，經常有礦領導對遺屬采取惡劣的態度，碰到這種情況，我心裏就像在流血，我真想大呼一聲，為這些在痛苦中的阿姨們說句公道話，但職業的原則性不允許我這樣做，於是隻能在無人的時候對她們加以慰藉，再表達一點兒自己微薄的心意，隻有這樣，我的心靈上才能得到一絲安寧。
柿子賣的時間長了和礦上人相對熟悉了，除了無微不至關心我的阿姨們，還有許多叫不上名字的工人師傅，他們看見我們都爭相打個招呼，或者投來微笑的眼光，在與他們的聊天中，我也慢慢了解了這個煤礦的一些情況。
阿姨們的丈夫經曆的那場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當時震驚了全世界，關中的一個生產大隊在那次事故中就有十三個鮮活的生命消失了，他們其中隻有三人結了婚，遺孀被安排在礦上充電房上班，或者其他類似的地麵工作；沒有結婚的遇難者，則是安排兄弟或者直係親屬到礦上繼續下井。發生事故時，煤礦還是軍事管理，封閉了對外的一切消息，從煤城渭北市到礦上三十多公裏的公路全部封閉，隻允許救援的車輛通行，渭北市所有的木材加工廠為遇難礦工做棺材。被管製的公路上除救援的車輛外，全是裝著棺材的大貨車。進礦的車輛是空的，棺材裝在車廂裏不是很顯眼，而出礦就不一樣了，車裏除了裝著遇難礦工遺體的棺材，還裝了多半車的煤。煤在當時是緊俏物資，我們賣柿子回去空車也曾想過能否拉一車煤，那是比天還難，要礦長批條子才能準許，這樣非分的念頭很快就打消了，想也不敢再想。可想能給遇難礦工裝大半車的煤，和棺材一起運回去，是對家屬多麼大的安慰啊！遇難礦工的地位是那麼的崇高。
棺材裝在煤堆上，用粗壯的麻繩從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死死地捆住棺材，上麵站著四到五名礦工，不是遇難者的鄉黨就是工友，他們以這種方式護送工友回家。另外，車上還放幾把鐵鍬，無疑是到家卸煤用的，裝著礦工遺體棺材的車輛行走在公路上是那麼的紮人眼球，那樣的悲傷與沉痛。
礦上人說，半年時間，礦上陷入一種陰暗的悲痛之中，所有人把眼淚都哭幹了，為了吸取事故教訓，懷念遇難礦工，播送新聞的大喇叭停播了半年時間，礦難已過去了好幾年，人們才慢慢地緩過神來。
那時候年幼，對災難、死亡理解得不是很深刻，總覺得離我是那麼遙遠。隨著年齡的增長，後來親身經曆了多次礦難的采訪，眼看著同事從身邊消失，我才對這個礦曾經的那場特大礦難感到恐懼。人和大自然做鬥爭，礦工從事常人看不見、理解不了的高危行業，事故率是客觀存在的，煤礦和軍隊一樣，國家有死亡指標，而煤礦工人明知道有危險，死亡率高，他們還是要往前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從事這項工作之前，就做好了獻身的思想準備。共和國工業起步階段，國民經濟建設急需要煤炭，煤礦工人心目中有無限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認定即使獻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敬佩，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讓同學唱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就出自這個礦一名礦工之手。作者姚筱舟在井下邊挖煤，邊構思，升井後趴在集體宿舍的床板上一口氣寫成，投在雜誌上發表，被雷鋒發現抄錄在日記裏，朱踐耳譜成曲，從此唱紅了祖國大地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對煤礦間接的認識中，我深感煤礦行業的偉大，崇尚煤礦險惡而有挑戰的職業，向往煤礦工人內心的那種榮譽感與自豪感，勵誌努力當上一名煤礦工人。通過賣柿子的經曆與感悟，我親身體會到礦區是個大社會，一旦能融入這個群體，就再也不用拉架子車掙錢養家糊口了，每月4日按時發的那五十八元工資，抵得上一家人一年的農業收入，而且在這裏能幹出名堂，回家招人羨慕。
那個年代，農村還沒有化肥，農民不懂得科學種田，我們村裏一畝地最多隻能打四百斤麥子，一個勞動力每天掙九分錢，生產隊給各家各戶分配的口糧夠吃半年，是煤礦、柿子這些沒有本質聯係的概念與物質，讓我們方圓幾十個村莊幾千號人度過了饑荒，過上了平淡滿足的生活。
拉著架子車到煤礦賣一趟柿子，一個來回快了七天，慢了八到十天。那個時候沒有瀝青路麵，全是爐渣鋪的或高低不平或泥濘不堪的土路。千裏之行，始於腳下，每一次去之前，白發蒼蒼的母親都要親手做一雙粗布鞋給我穿上。一個來回，鞋底的前掌和腳後跟就磨透了，去是上坡，腳掌用力，到地方了鞋底的前半部就磨透了，回去是下坡，腳跟抓地，車子才能不催人，到家鞋底的腳後跟就見地了。母親看著好好的鞋幫，再看看鞋底磨出像眼鏡一樣的兩個洞，心疼之餘，節儉的她總是舍不得扔，用納鞋底的環錐小心翼翼地把鞋幫拆下來，再做一雙新鞋底納上。正像解小東唱《中國娃》中的那句“最愛穿的鞋是媽媽納的千層底”一樣，穿起來特別的舒服。當時還沒有那麼高的境界，隻要穿上媽媽納的鞋這一趟不露腳就是最大的滿足，柿子能賣上個好價錢就是對母親辛勞的最好回報，而老人們的期盼是隻要娃不出啥事，安全回來就好。
正常情況下，路上來回走三天，再賣上三到五天，有時一個星期不洗臉也從來沒有覺得低人一等，心裏非常快樂。這是在社會平等條件下，內心一股求生存的欲望在支撐，什麼麵子、形象等外在的東西，在特定環境下，顯得是那麼的蒼白、渺小。
我們村許多人雖然吃不飽肚子，但心情是快樂的，因為大家都是平等的，思想很單純，沒有過高的企求，能吃飽飯，就是最大的滿足。記得一次和同伴一人拉著一輛架子車的柿子不到五天就賣完了，而且價格賣得很好，七十多塊錢，刨去成本二十五元，淨賺四十五元，同伴手大，敢花錢，非要我和他拉著架子車路過煤城，到所謂最繁華的五裏鋪火車站理發。那是渭北市煤城的中心，遠近聞名，方圓百裏的人們都知道煤城的五裏鋪，就連我們賣柿子礦上的礦工，休假來煤城，必去的也是五裏鋪，他們說，不到五裏鋪，就等於沒有來。眾人向往的地方，我何嚐不想去看一眼呢，見識一下大城市的繁華和精彩，回去也好給那些一輩子也沒有去過縣城的大爺、奶奶、大伯、嬸嬸們亂吹一通。可是又一想，我衣衫破爛，髒兮兮的，一股汗腥味不說，臉黑得和剛升井的礦工一樣，屁股後麵還拉個架子車……強烈的自尊心一下衝淡了我去那兒的念頭，但是同伴反駁我的理由更充分，說，渭北煤城人大都是從河南逃荒過來的，比你窮的人多的是，不要認為自己還是根蔥，沒有人注意你。
同路不舍伴，他執意要去，我隻好服從。我倆拉著架子車從一條狹窄的街道向南走，街道上人不是很多，來來往往的有馬車、汽車，也有套著毛驢的架子車，拉著山裏人產的山貨穿行。他們把毛驢拴在附近的電線杆上，把裝飼料的口袋解開，毛驢眼也不閃一下，腦袋就一下伸進飼料袋子不停地吃草。主人把山貨擺在街道的兩旁售賣，有山雞、兔子，還有核桃、酸棗之類叫不上名的幹雜果。街道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頭，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長，看見前麵沒有路被山隔斷了，繞過山頭又出現了。無法辨別方向是東是南，隻能用左右手說明當年我們眼見的最大城市的情景，右手邊是山，所有房屋、建築依山勢形成，綿延起伏，錯落有致，給人一種向上的衝天視覺感，著實讓我倆這個小山村長大，隻去過一次縣城的農村娃開了眼界，見了世麵，真想不通那樓房是怎樣蓋到山上去的；左手邊是一條河，河兩邊是用石頭壘起來的，顯得很整齊。河的對麵還是山，約莫著沒有右手邊山上房子多人多。再走一段就能看見高大恢宏的建築，還有連在一起有幾十米長的小車廂，嗡嗡地向山頂爬去，不時還有一列列吞雲吐霧的火車，鳴著長笛，拉著裝滿煤炭的車廂，沿河邊的鐵軌向遠方駛去，震得整個山道都好像在晃悠。火車過後，飄在空中的煙塵彌漫了整個城市，擋住了人們的視野。煙塵落在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顆粒，仿佛剛才天空飄過的是一場小雪，不過不是白雪，而是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