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舉有在破解三號墓墓主之謎（傅舉有提供）
就在二、三號墓發掘不久，考古人員在編寫《長沙馬王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時，根據墓中出土上書“文帝十二年”等字樣的木牘，推斷此墓的主人“顯然不是利豨”，而應是利豨的兄弟。其理由是，盡管軑侯家族在《史記》或《漢書》中均沒有詳細的傳記，又都曾在表中提及。但據《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以及《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記載，第二代軑侯利豨在位21年，死於文帝十五年。這個記載顯然與三號墓出土木牘所記的十二年相隔三年。故此墓的主人不是第二代軑侯利豨，而應是利豨那一位史料中無法查到的做武官的兄弟——這個推斷無論是當時參與馬王堆漢墓發掘的考古人員，還是依靠發掘材料，坐在鬥室裏查史論證的研究人員，似乎都對此深信不疑。於是，馬王堆三號墓墓主是第二代軑侯利豨某一位兄弟的說法，開始在海內外廣為流傳。但就在這個說法流傳了九個年頭之後，湖南省博物館研究員傅舉有，在整理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時，感到以前的說法有可疑之處。於是，經過一番潛心研究後，終於得出了新的結論，那便是馬王堆三號墓的真正主人不是利豨的某一位兄弟，而恰恰是第二代軑侯利豨本人。傅氏的一家之言通過《考古》月刊1983年第2期發出之後，引起了考古界、曆史界研究人員的關注，同時也引來了眾多的附和之聲。一篇又一篇的論文相繼出現在不同的報刊，爭相以不同的角度和側麵證實傅氏推斷的準確。在馬王堆熱漸趨降溫的時刻，這個嶄新的推論無疑是一聲餘響，傅氏本人也趁著這個餘響開始連篇累牘地在海內外大力宣揚這一“劃時代的發現”。但不知是傅氏的推論過穩、過狠，嚴密得無懈可擊，還是80年代中後期的知識分子，大多整日沉浸在商海中樂而忘返的緣故，在傅氏以及其他為之搖旗呐喊者將餘響引爆的十餘年裏，中國大陸考古、曆史界依然是一片沉默，竟沒有一人跳起來迎戰。倒是海峽對岸的台灣台南市一位叫劉克全的讀者，在看了傅氏發表在《大地》地理雜誌的文章後，提出了疑問。
劉克全在台灣1996年4月號的《大地》地理雜誌上撰文說：
閱讀貴雜誌第94期《馬王堆漢墓再現西漢盛世》一文，有關三號墓墓主，我仍有存疑，請貴刊再深入研究查詢。
貴刊第72頁報載，三號墓墓主為利蒼的長子利豨。唯我兩年前閱讀光複書局所出版，湖南省博物館與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著《輝煌不朽漢珍寶——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一書，第109頁與第140頁所考據，三號墓的墓主，應是利豨的兄弟——未繼承侯位的一員武將。原因如下：
三號墓中出土一塊木牘，詳載該墓葬於漢文帝十二年二月戊辰（西元前168年），然《史記》和《漢書》均有記載利豨是死於漢文帝十五年（西元前165年）。故三號墓所葬不應為利豨。
另三號墓中出土38件兵器，以及長沙國南部地形圖、駐軍圖、車馬儀仗圖以及大量與軍事有關的帛書。說明墓主是一員武將。
我的看法，三號墓墓主應不是二代侯利豨，而是利豨的兄弟。
就在劉克全撰文的同一期雜誌上，該刊同時登載了傅舉有的文章，傅氏在文中披露了他研究的詳細經過及推斷的證據。傅氏說：
1973年11月至1974年年初，我們對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進行發掘，出土了珍貴文物1000多件。發掘剛一結束，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快寫出一份發掘簡報，把發掘的情況公之於世，因為當時，全世界都在關心和注視著我們這次震動世界的考古發掘工作。但是，由於當時時間太匆促，對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不說進行深入研究，就是仔細看一看，也還來不及，隻能大概地報告一下。當時對於三號墓墓主的身份，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不是利豨，而應是利豨的兄弟’。我們把這一觀點寫進了簡報，發表在《文物》雜誌1974年第7期。此後不久，我就去北京參加由國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組織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對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進行整理工作。同時，開始對馬王堆出土的數千件文物進行研究，經過七八年潛心的研究，發現我們原來對於三號墓墓主所做的結論，是錯誤的。在和學術界一些專家廣泛交換意見之後，寫出了論文《關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墓主問題》，發表在中國考古研究所主編的《考古》1983年第2期上。論文主要從三號墓的棺製、銘旌（帛畫）、遣策所記的美人、才人，遣策所記的謁者，記事木牘中的郎中，朱書“軑侯家”和“軑侯家丞”封泥及遣策中的“家吏”，遣策中的“宦者”，遣策中的“受中”，車騎製度，從卒兵馬製度等十個方麵，證明墓主身份為列侯。至於《史記》《漢書》中所記第二代軑侯利豨死年為漢文帝十五年，與三號墓木牘所記漢文帝十二年相差三年一事，當為《史記》《漢書》所誤記：把利豨母親在文帝十五年的死年，誤記為利豨的死年。這篇文章一發表，馬上就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