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具有戲劇性的是，萊布尼茨在和住在中國的鮑威特通信時，為了表達對中國古老文明的敬仰心情，特地給清朝康熙皇帝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並寄來他研究八卦的數學論文。他認為二進製開創於伏羲，而歸功於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不料康熙皇帝批示：“天下之事，何必師事夷人。”竟拒之於千裏之外。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和《六十四卦》同抄在一幅帛上的，還有一篇未標題名的古佚書，書中文字分36行排列，約2500字。經整理小組專家張政烺先生的初步考證，這就是《易傳》的其中一篇，取名為《二三子問》。
由於帛書《二三子問》處於該件帛書折疊的最外層，所以殘破較多，有大塊缺字。又因無別本可供參考，整理相當困難。其原件分作四塊高24厘米、寬約10厘米的長方形殘片，盡管整塊的帛書大多得以完好地拚裱，但許多小塊的帛書殘片多有誤拚、倒拚、錯拚之處，從而給帛書的釋讀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在釋讀《二三子問》的過程中，整理小組的研究人員陳鬆長等，不得不再次利用照片剪貼、拚複等手段彌補了20多處殘缺、遺漏和錯誤，盡管這些拚綴並不一定正確，但至少比原件進了一步，多少恢複了一些帛書原貌。
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周易》帛書內容來看，《二三子問》雖與帛書《係辭》同出於一墓之內，且都屬《易傳》的內容，但若將同墓出土的帛書《二三子問》和帛書《係辭》做些簡單的比較，便會發現其各有千秋非一人所作。這一點，從帛書《係辭》和《二三子問》中對同一句卦爻辭的不同解釋可以得到說明。此外，整理人員還發現，馬王堆漢墓帛書《二三子問》乃是一篇有別於傳世之本《易傳》，屬於早已失傳而複得的漢初易傳著作。
也許正是帛書《二三子問》與帛書《係辭》不是出於一人之手，整理人員才又從這久已失傳的佚書中發現了一個隱秘。這個隱秘就是帛書《二三子問》的學派性質是很明顯地屬於儒家學派的。理由之一是，該篇很明確地標明了答難釋《易》的人是孔子，盡管這並不是孔子自己所記，但撰寫該篇的作者至少也應是孔子的再傳弟子，或者至少也是儒學陣營中的人，不然他就不會抬出儒學的權威孔子來做解釋人。理由之二是，該篇的內容沒有絲毫的道家釋《易》的痕跡，通篇全是從聖君治國、舉賢任能、施教安民等方麵對《周易》進行儒學政治哲理的發揮和引申，如占筮、卦象、爻位等易傳的內容，在這裏全然不見。因此，帛書《二三子問》的麵世和研究，又為孔子作《易》提供了堅實而可信的例證。由此，以著名學者陳鬆長為代表的部分帛書整理、研究人員提出，應該重新評價和肯定孔子與《周易》的關係。盡管孔子作“十翼”，一時無法得到一個確切的證據，但從帛書《二三子問》中的記載可知，《史記》的記載大致不謬，孔子至少曾對《周易》做過一些口頭闡釋，他的弟子及後人曾對之做過記錄整理或補充加工，這些記錄無疑反映了孔子的儒學思想，通行本“十翼”顯然是這種記錄的結果，而帛書《二三子問》更是這種記錄的現存最早的抄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