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通過以上的批評與表揚,最後的結論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剛)中,散采(悉)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這段話,有如下兩點是有意義的。
第一,堅持文德。作家應達到文章與德行兼備,起碼要做君子,不能做小人。君子要講文德,在道德上能立得住。當然這種道德是劉勰所推崇的道德,也就是“五經”所講的仁、義、禮、智、信和聖人孔子所提倡的那一套道德倫理。落實到文章寫作上。劉勰在《征聖》篇裏說:“泛論君子,則雲‘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征也。然則誌足而言文情信辭巧,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即玉律),秉(寫)文之金科(同玉牒,即金科玉律)。”劉勰心中的聖人孔子,在人格修養上就對自己有嚴格要求。君子道德上的最低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最高要求可能是“朝聞道,夕死可矣。”對於作家而言,主體的道德修養,是中國古人曆來所強調的。這些都是基本道理,不必多言。劉勰自己一生的經曆,就是“君子藏器”,沒有機會就住在定林寺編撰佛經典籍,有合適的機會就出去當官。晚年他覺得官場已不適合於他,就幹脆出家,老死定林寺。他遵循的是“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的原則。
第二,持久積累。“君子藏器”的“藏”和“固宜蓄素”的“蓄”,都有“積累”的意思,“藏”是收藏,如秋獲冬藏,引申為收藏、儲藏。“蓄”,蓄積。養氣也好,養德也好,都不是一日之功,都要一個持久的過程。過程到了,人的道德成為無意識,成為習慣,那就是一種極致了。以後遇到什麼事情,都會按照道德的要求,如此去做,而不會在遇到的事情麵前有所猶豫。“君子藏器,待時而動”見《易·係辭下》,原文為“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蓄素以弸(剛)中,散采(悉)以彪外”一句,見於揚雄的《法言·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弸中”,內心充實,“彪外”,外表美善。在“讚”,劉勰又進一步說:“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意思是說,瞻仰從前那些聖人、賢人,都具有美好的文才和道德。名聲昭著在南國的楚地,文采卻震動了北國的梁地。假如隻有雕飾的文采,而德行未修,才具不足,還能做誰的榜樣呢?如果不增進自己的品德,還能為國增光嗎?從這些話語裏,我們可以感受到劉勰思想中濃濃的儒家文化的底蘊。
如果把劉勰的“積累”說蕩開一步,理解為對生活的“積累”,就更不得了。對於生活的積累,天長日久,內容就會轉化為形式。我的老師黃藥眠先生在1957年的一次美學講演中,就舉過這樣的例子,他說:“文藝家對於生活要有持久的了解和積累,時間長了,內容就轉化為形式,如滿人的披風,原本是他們生活於寒冷的地方,是用來禦寒的;但是他們進關以後,生活已很富裕,不再用披風來禦寒,可覺得披風很美,就變成裝飾品,這就是美學上的內容積累為形式了。”[1]這不就是有的學者後來發明的“積澱”說嗎?“積澱”說由“積累”說發展而來。在《程器》篇中也講“積累”說,當然,劉勰是在講品德和才能的積累,但要是我們把這“積累”理解為對生活的長久積累,在美學、藝術思想上就有提高到現代的可能。當然,我們要把劉勰的還給劉勰,我們無權把劉勰現代化,這是另話了。
[1]參見黃藥眠:《美是審美評價:不得不說的話》,載《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