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1 / 3)

這篇後記本來應該是由童慶炳先生本人親自撰寫的,但實際情況是,老人家還沒來得及進入這一環節,就於今年6月14日仙逝了。這樣,便隻好由我越俎代庖,勉為其難地寫上幾筆。

據我掌握的信息,也據童老師最後四屆博士生回憶,《童慶炳文集》的整理與編纂經曆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2010年9月,新一屆博士生江飛和李立剛入學不久,童老師便找他們幫忙,囑其編輯文集一事,以便為以後的正式出版做準備。江飛說:“當時,童老師隻給了我們一摞已複印保存的文章,數量少,也比較散亂,基本上是在網上容易找到的文章。為了編得更準確、更齊全,那時我們在課餘時間搜遍了網絡,跑遍了北師大圖書館,坐公交車到國家圖書館更是不計其數,查找、借閱、複印、整理、編纂,力求將童老師發表的所有文章一網打盡。”經過三個月的努力,他們二人初步完成了十二卷文集、總字數約四百萬字的編輯工作,其中包括《童慶炳文集》十卷和《童慶炳研究(1979—2010)》上下兩卷,同時他們還分別編纂了《童慶炳文集(1961—2010)》總目錄、《童慶炳文集編年索引(1961—2010)》以及各分卷目錄。值得一提的是,當初的十卷文集是按時間順序編輯起來的,這應該是童老師對自己文集的最初構想。

之後, 2011級博士生李聖傳與段愷, 2012級博士生薑洪真、席誌武與彭薇, 2013級博士生楊寧寧又根據童老師的另一種編排思路,在此前編輯的基礎上調整結構,完善內容,查漏補缺。薑洪真回憶, 2012年10月,童老師在北醫三院因心髒病接受治療期間,曾向她口述過一個文集編排的思路框架——四百多萬字的文集準備出十二卷,每卷約四十萬字,其中理論研究十卷,文學創作兩卷。理論研究包括審美詩學(三卷)、心理詩學(兩卷)、文體詩學(一卷)、比較詩學(三卷)和文化詩學(一卷),文學創作包括兩部長篇小說(一卷)和散文隨筆(一卷)。童老師出院後不久,他便安排薑洪真與席誌武按新的編排原則加以落實,薑洪真負責審美詩學和心理詩學兩大塊,席誌武負責文體詩學和比較詩學兩部分。文化詩學因僅涉及初步完成的一部書稿,這部分便交由李聖傳校對完善。2013年2月,他們編出了文集目錄; 2013年秋,重新編排的文集已大體竣工。

但實際上,這並不意味著這套文集就萬事大吉了,因為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童老師還曾不斷念叨起文集之事,而每念叨一次,我聽出來的話外音都是不滿和焦慮。例如,在文藝學研究中心舉行的2013年年底總結會上,童老師顯然有備而來,因為輪到他發言時,他說他要給大家講一講自己的最新思考,可概括為“兩論”——“體製論”和“單元論”。所謂“單元論”,是說學人治學一般以十年為一個單元,隻有在一個單元內集中做一件事,深挖洞,廣積糧,勤思精研,窮其所有,才能把它做到極致。隨後他馬上以自己為例說:“但我研究《文心雕龍》,十年中並沒有把它研究到極致,沒有成為這個方麵首屈一指的專家。”2014年5月17日,文藝學研究中心召開學術委員會會議,會上童老師又講起了科研速度與學術質量問題。他從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講起,先是談鍾敬文先生在“六五”規劃中的遺憾——他想寫本梁啟超那樣的書,卻終未如願。接著又拿自己說事:編了十卷本的文集,覺得好多東西是應景之作,有價值的東西不多。而編自選集時他也意識到,自己這輩子真正滿意的文章,有些價值的文章,不過五六篇而已。

這番話讓我很受震動,我也立刻聯想到鍾敬文先生的一個說法:“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人民的學者鍾敬文》,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頁)兩位老人晚年時如此評價自己,不約而同,在我看來絕非什麼自謙之詞,而是活到一種境界之後的大徹大悟之言,其中我以為隱含著兩層意思:一是要想有所發現,有所出新,以真知灼見之文行世,是難乎其難的;二是貪多求快,或逞一時之勇,可能會寫出學術時文,卻又往往速生速滅,成為過眼煙雲。我覺得起碼在童老師那裏,他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卻又來不及補救了。因為那天他結束發言時說:“我自己覺悟得太晚了。”

因此我猜想,在編輯自己的文集時,童老師或許並非主要是欣慰和滿足,而是有些失望,有些遺憾。為了彌補一些缺憾,也為了把他這套文集歸置得妥帖些,修補得漂亮些, 2014年暑期他又親自動手,調整、補充、完善、提高,直到把自己折騰出毛病。我還記得那是去年8月28日下午四點半左右,我把童老師的保姆小郭約至北師大西門外,與她在零星小雨中聊童老師近況,長達一小時(此前她曾給我打過電話,直言童老師身體不好,希望與我見麵說十分鍾)。她說,童老師最近被十卷文集折磨得夠嗆,腦子也不好使了,重複打印了多遍文稿,老出錯。她還說,童老師依然惦記著要再寫兩三篇關於《文心雕龍》的文章,這樣才能使《〈文心雕龍〉三十說》圓滿。而這本書既被童老師看得很重,也正是他準備收到文集中的內容之一。她希望我們想想辦法,幫幫他,勸勸他,讓他停下手頭的所有事情,好好休息一陣子。

事情緊急,我馬上給程正民老師打電話,向他求主意。程老師立刻去看望童老師,發現他果然狀態很差,便趕快跟我說,得給童老師減負。他建議我與姚愛斌加入進去,愛斌負責《文心雕龍》卷,我負責另一卷論文組成的集子,別讓他再跟自己的文集較勁了。但我們還沒來得及進入,童老師就在9月初給我電話,讓我和愛斌各派自己的一位學生去他家,幫他再整理一下十卷本的文集,他說他自己老也弄不好。我隨即與愛斌商量,他派出了楊寧寧,我則派出了徐曉軍。

2014年秋冬之際,很可能是童老師平生狀態最差的時期。那一陣子,他的腦子確實出了點問題——張嘴忘詞,提筆忘字,思維遲鈍,語速更慢。他也跑了幾趟醫院,讓醫生幫其診斷病因。但就在這種狀態下,他每天還要讀書寫作,力爭讓他的《文心雕龍》研究有一個大團圓結局。他跟我說過,坐在電腦前,他經常是精神渙散,哈欠連連,犯困,打盹兒,有時甚至會睡過去,但醒來之後還得接著工作,效率很低。每每想到這幕情景,我就覺得心酸,也覺得有些悲壯。也許,那時的童老師已意識到什麼,他在與死神賽跑,也在挑戰生命的極限。套用以前的一個說法,他確實是戰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