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作為學科建設，我一直覺得應在中、西、古、今四個主體間進行平等的對話，互通有無，互相補充，互構互動，互相發明，既借鑒西方的有益的觀點，又不失中國民族之地位。當文學理論能利用曆史留給我們的全部資源的時候，文學理論的學科建設就可以獲得成功。這就是我在“比較詩學”上下了較大工夫的原因。
新時期三十餘年來，我一直把文藝學當成一個學科來建設。就整個文藝學的學科建設而言，我認為要走古今對話、中西對話的路。我深深體會到文藝學的真理不在一家一派手裏，而在各家各派手裏。因此古今對話、中西對話，是關係到開發文藝學建設的資源問題。我把“古”“今”“中”“西”理解為四個“對話”的主體，通過這種對話，我們才能把包括古今中外一切含有真理性的東西吸收過來，才可能進行綜合，並建立起具有新質的中國的現代的文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我提出了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術策略是：第一，曆史原則。把古代文論的資料置放到產生它的曆史文化語境中考察，盡可能恢複其本來麵貌。隻有這樣才可能激活曆史資料的生命。盡管這不可能完全做到，但一定要盡力去做。脫離開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的研究是不可取的。第二，對話原則。把“古”“今”“中”“西”理解為四個平等的“對話”的主體。通過古今對話和中西對話，互相補充，互相發明，互相貫通。把古今中外一切具有生命力的觀點和方法置於我們的視野之內。對話不是相互簡單的比附。第三，自洽原則。對話的目的是把古今中外的真理性的成分交融在一起，這種交融不是機械相加，要能自圓其說，而且在對話中尋找新質，創造出屬於中國現代的文論形態來。我和黃藥眠先生主編了《中西比較詩學體係》（上、下）一書，1991年出版，內容包括中西文論的背景比較、範疇比較和影響研究，至今仍是國內最完整的一部比較詩學的著作。我於90年代發表在《文史知識》雜誌上的兩組文章，或是以西釋中，或是以中釋西，受到讀者的歡迎，爾後中華書局結集出版，台灣的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也出版了這部題為《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的書。2000年，我完成了國家“九五”社科規劃項目“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成果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0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完成了“現代學術視野中的中華古代文論”書稿，此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我自1994年起給博士生上的“《文心雕龍》研究”的課程講稿，即將彙集成《〈文心雕龍〉三十說》一書出版。我的“比較詩學”的研究得到國內研究古文論的朋友的鼓勵，我的研討《文心雕龍》論文的觀點，被收入張少康等人編著的《文心雕龍研究史》中。已故資深古代文論研究專家陳良運在評價我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一書時，認為這部書是“找到古代文論現代闡釋的一把鑰匙”。他說：“值得我們這些長期研究古代文論的學人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將現代心理科學知識引進了古代文論研究領域，從人的心理層次觀照、詮釋某些觀念範疇的生成、擴散、延伸與發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特別稱讚我把李贄的“童心”說與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說的比較研究，說“聽到他以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說詮釋明代李贄的‘童心’說，感到十分新鮮且心胸豁然開朗，一縷古代文論現代闡釋的新曙光，啟開了筆者原來比較狹窄的視界”。對於我對孔子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新解，對劉勰的“蓄憤”“鬱陶”說的新解等，也讚賞有加。我覺得我找到了知音。
自韋勒克的《文學理論》一書被翻譯過來之後，文論界對他提出的所謂“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劃分趨之若鶩。90年代“文化研究”被引入後，文學理論的“文化轉向”又變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話題。“文學理論往何處去”又成為一個問題。這個時候，我提出了把“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綜合起來的“文化詩學”的新思路。
我於1998年揚州會議上提出建立“文化詩學”的初步構想。1999年我又發表了兩篇論文《文化詩學是可能的》《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2001年再次發表了論文《文化詩學芻議》，並於當年11月7日到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做了題為《走向文化詩學》的講演。不幸的是我的這個講題被美國學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於1986年在西澳大利亞大學講過。這樣，就有人認為我的理論是從格林布拉特那裏搬來的。的確，此前我讀過格氏有關“新曆史主義”批評的論文，他那種把文學文本解讀放回到原有的曆史語境中去的方法對我有啟發。但我當時不認為這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因為孟子的“知人論世”的方法早就倡導這樣做了。我在90年代末提出“文化詩學”是基於這樣三點：第一，文學理論界過分的“內部研究”，特別是一些瑣碎的文本語言研究，忽視了文學的內容，即所謂文學“外部”的東西，我覺得過分的“內部研究”是片麵的，文學理論應該追求全麵性，那就是把“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綜合起來，既要關注文學文本的言語技巧、抒情技巧、敘事技巧，也要關注文學文本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內容，進行跨學科的研究。第二，90年代後期，隨著西方的“文化研究”被引進，一時間又成為文論界追逐的目標。我認為從英國威廉斯等人那裏引進的“文化研究”基本上不屬於文學理論，它是文化社會學，甚至就是政治社會學。雖然，它有時也舉某些文學作品為例來說明某個問題，但它並不看重文學文本的詩情畫意，不看重文學文本的審美品質，甚至提出“反詩意”。如果我們搞文學理論的人，都鑽進這個“文化研究”中去，那麼就必然會脫離文學和文學理論本身，這不利於文藝學這個學科的建設。後來主張引進文化研究的學者又轉而提倡什麼“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研究，實際上常常與商業主義“同流合汙”，這就更引起我的反感，我覺得他們這樣走下去，必然要撇開我所鍾愛的文學。而我所提出的“文化詩學”，就是要堅守文學理論的陣地，與搞文化研究的人保持距離。第三，麵對諸種社會問題，我們研究文學理論的學者不能置身局外，要通過文學批評發出我們的製衡的聲音。這樣文學理論中缺乏文化的元素和視野顯然是不行的。我覺得“文化詩學”恰好能使我們研究文學理論的人“介入”現實，與現實保持緊密的、生動的聯係。我發表一係列的文章來界說我提出的“文化詩學”。最終，我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來說明我的“文化詩學”的結構。一個中心，就是要以審美為中心，文學與審美不可分離，審美不是小事，是關係到人的自由的大事。兩個基本點，文學研究既要伸向微觀的文學文本的細部，文本的分析不可或缺；又要伸向宏觀的文化曆史的觀照，把文學文本或問題置放回原有的曆史語境中去把握，揭示文學文本中的文化意涵。但是，我認為重要的不是“文化詩學”這個提法本身，重要的是要在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中進行實踐。我先後主編了兩套叢書，一套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與詩學叢書”（10本），一套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詩學叢書”（5本），這些著作研究的問題是不同的，但方法則是“文化詩學”的。我為這兩套叢書都寫了“序言”，申明我的“文化詩學”的主張。我主持完成的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曆史題材文學創作中的重大問題研究”，最終形成71萬字的專著，和一套五本的叢書，也可看成是對“文化詩學”實踐的作品。
新時期過去了三十餘年，轉瞬之間，我已從中年邁入晚年。我從審美詩學起步，經過了心理詩學、文體詩學和比較詩學的跋涉，最後一站來到文化詩學。這就是我的新時期的文學理論之旅。回顧所走過的路，總覺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遺憾太多，論文和著作的質量不能令人滿意。我清楚知道，我離我的學術研究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未能像某些大家那樣達到那種令人神往的境界。但生命的火焰即將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麼來補救了。遺憾將陪伴上天留給我的日子。我隻能告誡我的學生：努力吧，勤奮地、不倦地在文學理論這塊園地裏耕耘。要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永遠和現實生活保持密切的、生動的聯係，把書本知識、創作實踐和生命體驗貫通起來，也許你們能在這塊園地獲得豐收。我從來不嫉妒學生。我希望你們成家立派。當你們像我這樣年老的時候，回首往事，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虛度，你們已經成功，達到了你們的老師沒有達到的境界。那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2012年5月10日，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