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古今對話
——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術策略
在經過了十多年的西方現代文論的引進之後，文藝理論界多數學者終於覺悟到它們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我們在建設新形態的理論時，對其進行研究和借鑒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部地照抄照搬是不可取的。中國文論新形態的建設還必須以“我”為主，這樣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繼承就顯得十分重要。當前古代文論研究中存在著兩種我認為是不可取的傾向。第一，隻是把古代文論當作與現實的文論建設無關的對象，單純解釋字、詞、句，單純作一些訓詁的工作，結果是把古代文論僅僅當作一個死的東西來對待。當然，必要的訓詁工作是研究的前提，但如果到此止步，那麼這種訓詁工作的意義是很有限的，因為這還沒有進入真正研究的層次。第二，把中國古代文論納入西方文論的邏輯框架，名為“現代闡釋”，實則消解了中國古代文論原有的民族文化個性，其弊病是把中國古代文論作為論證西方文論的資料，中國古代文論固有的特色完全消失了。我認為上述這兩種傾向是研究方法論上的失誤，沿著這兩條路走下去，是沒有學術前途的。
我深感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要采取古今對話的學術策略，這個策略包括以下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