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必須強調一點，我們今天研究古代的東西，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輝煌的古代，熱衷於把古董拿出來向世界炫耀一番，像阿Q那樣說，“我們先前比你們闊多了”。正確的態度是我們應把古代學者們創造的精神文化財富，視為一份珍貴的遺產，並把這份遺產進行轉化，使它能為我們今天所用。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的序言中說：“雖然作者是以古代作為出發點來寫作，但是，他的寫作畢竟不是古代，而是在現代並且為了現代而寫作的，從而在他研究鬼怪的原始本質時，就不會丟掉現代的鬼怪。”[1]他的話說得很對。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單純的為古而古，都是沒有用的。實際上，我們古代的文論家在進行寫作的時候，雖然也利用了前代人的材料，但他們理論的現實針對性是很強的，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大量運用先秦以來的思想資源，但他全書卻針對南朝宋、齊時代的浮文弱植、綺麗詭誕的文風，書中所提出的許多觀點也是與古人的對話，其中對儒、道兩家思想的融合改造，對《周易》的轉化運用，對佛學思想的吸納，更是十分突出。由此可見，對話原則是學術研究的必然，不是誰提出來的。古今對話原則的基本精神是：把古人作為一個主體，（古人已死，但我們要通過曆史優先的研究，使其思想變活）並十分地尊重他們，不要用今人的思想隨意曲解他們；今人也作為一個對話的主體，以現代的學術視野與古人的文論思想進行交流、溝通、碰撞，既不是把今人的思想融彙到古人的思想中去，也不是讓古人穿上現代的服裝，而是在這反複的交流、溝通、碰撞中，實現古今的融合，引發出新的思想與結論，使文藝理論新形態的建設能在古今交彙中逐步完成。我認為中西對話、古今對話是實現新形態的文藝理論建設的基本途徑。我不太同意用“轉換”這個詞，我喜歡用“轉化”這個詞。古文論不可能“轉換”成現代文論，但古代文論可以融化、轉化到現代形態的文論中來。就是說，對於古代文論的研究，不是單純“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現實的文論建設之一個方麵，因此揭示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是古今對話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