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者而後工”說的心理學內涵
“窮而後工”是宋代歐陽修提出來的。歐陽修的朋友梅聖俞才華橫溢，抱負不凡，卻仕途失意，一生坎坷。轉而寄情山水，借景抒情，成為一代著名詩人。歐陽修有感於此，在《梅聖俞詩集序》中寫道：“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1]在《薛簡肅公文集序》中也寫道：“至於失誌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2]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司馬遷遭到殘酷的迫害，在苦難中他發憤著書立說，並從自身的遭際中體會到《詩經》《離騷》等大抵是古人“發憤之所為作”，“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韓愈有感於孟郊年近六旬還在任溧陽尉這種小官一事，一方麵同情其遭遇，一方麵又認為這種人生的坎坷不平會給他帶來詩意情懷，於是在《送孟東野序》中展開了“不平則鳴”的議論：“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他還在《荊潭唱和詩序》中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在古代詩學中，與“發憤著書”說、“不平則鳴”說、“窮而後工”說相似的論述還很多。由此不難看出，“窮而後工”說是對古代詩學中一個重要命題的總結，今天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考察它的內涵，無疑是有意義的。
圖5 唐·顏真卿《祭侄文稿》
“窮而後工”的“窮”，不是指“貧窮”，它與“達”相對，是指詩人坎坷的生活遭際，以及與此遭際相聯係的人生的痛苦、焦慮等情感體驗。所以歐陽修所說的“窮”，用現代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人的缺失和缺失性體驗。人的體驗有兩種，一種是豐富性體驗，即由於事業的成功、愛的溫暖、生活的美滿以及潛能的充分實現等所引起的愉快、滿足的情感體驗；一種是缺失性體驗，即由於事業的失敗、愛的失落、生活的不幸以及潛能的無法實現等所引起的痛苦、焦慮的情感體驗。歐陽修講“窮而後工”，而沒有講“達而後工”，就是強調詩人的缺失性體驗比豐富性體驗更為重要。這也就是說，並非“詩人少達而多窮”，也“非詩之能窮人”，詩人之“窮”，詩人的這種缺失性體驗，乃是詩人獨特的一種生存和生活方式，並映現出真正的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眾所周知，人的需要是永遠不會得到完全滿足的。一種需要得到了滿足，另一種新的需要又提出來，並要求得到滿足，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說：“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活動和已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無窮無盡，而人就永遠處於缺失之中，痛苦與焦慮一類缺失性體驗就永遠伴隨著人生。“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無名氏）；“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蔡琰）；“人海闊，無日不風波”（姚燧）。這些詩句就道出了人生的這種狀態和生存生活方式。我們不必把人的缺失和痛苦、焦慮、憂傷完全看成消極的。誠然，缺失、痛苦、焦慮、憂傷等也許是人生的苦難或災難，它折磨人、摧殘人，是自不待言的。但一定程度的缺失、痛苦、焦慮、憂傷，對人來說也許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沒有大氣的壓力，我們的身體就要爆炸，沒有裝壓艙物的航船在大風大浪中就要翻覆，人若是一切都美滿、得意、順利，沒有絲毫的艱難、困苦和不幸，生命就可能因無限膨脹而走向滅亡。感情深篤、精神最為敏感的詩人，最深刻細微地體驗到這一切，甚至把這種缺失視為獨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看來，司馬遷大談“發憤著書”，韓愈大講“不平則鳴”，歐陽修提出“窮而後工”，首先是指明了詩人的一種生存和生活方式。李白、杜甫這些大詩人為什麼東奔西跑、浪跡天涯而不知疲倦？為什麼目睹那麼多的血和淚、苦難和災禍而不厭棄人生？為什麼承受了那麼多的憂傷、痛苦、焦慮、不安而不改初衷？乃是出於真正詩人對“窮”這種生存和生活方式深刻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