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理學的層麵看，蘇軾的“無意於佳乃佳”，內涵也很深刻。“無意於佳”，即在寫詩時，精神完全放鬆，心理處在彌散狀態，不把寫詩當作一回事，不去冥思苦想，搜腸刮肚；“乃佳”，即是在這種不經意之間衝口而出，倒發現了詩的潛在次序或深層結構，創作出了佳作。表麵上看，詩人的精神狀態（無意於佳）與產生的結果（佳）是矛盾的，實際上這是符合心理活動規律的。
首先，聚精會神、殫思竭慮的精神狀態，對科學研究來說是十分必要的，但對寫詩這種審美創造活動來說有時就未必好。因為這種精神狀態就意味著詩人處於有意識注意中。有意識注意，使詩人完全清醒，無意識受到全麵的抑製，意識聚焦高度活躍，這樣詩人的思維是準確的、謹嚴的、規範的，但也可能由於思維過於準確、謹嚴、規範而陷入狹隘，不能自由揮寫，不能尋找到“自然靈氣”與“天機”。格式塔心理學為我們對意識聚焦的局限作了詳盡的研究，他們通過無數試驗證明，我們的眼睛，或者說得更確切點，我們的大腦，有一種壓倒一切的需要，這就是從眼前任何雜亂形式中選擇出一種準確、集中、簡單的模式來。對於詩這種複雜的充滿自然靈氣的結構來說，意識聚焦的這種選擇性、狹窄性、規範性和準確性太缺乏伸縮性和張力了（參見A.埃倫茨韋格《藝術的潛在次序》一文）。這也正是蘇軾主張“無意於佳”“無意為文”“衝口而出”的原因。在“無意”和“衝口而出”的不經意和無心的狀態下，有意識注意和意識聚焦無法形成，這就可以使詩人免於陷入過於準確、過於狹隘的不利發現詩意的困境。
其次，詩創作是有意識與無意識結合的產物。對詩人來說，意識誠然是重要的，但無意識是一塊遼闊的“非洲大陸”，它的資源非常豐富，完全沒有無意識的資養，詩創作也難以達到極致。如果說意識可以幫助詩人達到準確、精當、嚴謹、洗練的話，那麼無意識則可以幫助詩人把意識的狹小的焦點擴大為一種廣闊、豐富而包羅萬象的審視。正是透過這種彌散的審視，詩的潛在次序和深層結構才易於被發現。西方有的學者說：“藝術創造是在心理的深邃的無意識上獲得營養的。藝術家比起一般人更善於自由地駕馭自己受壓的內驅力，而且能在這過程中用神奇的審美次序及和諧來引導它們。”這些話未必盡妥，但它肯定藝術創作需要無意識的協助，則是無可避諱的事實。蘇軾之所以強調“無意於佳乃佳”，強調“衝口而出”，其原因之一就是肯定了無意識對詩創作的作用。如果說“苦吟”派更重視求助於意識的話，那麼“快吟”派則更重視求助於無意識。因為在“無意”和“衝口而出”的情形下，人的精神放鬆了，意識對無意識的壓力減小了，這時無意識就可衝破意識的“防衛”，出來施展它的才能。這樣，詩人就會出現一種神思恍惚的、彌散的、具有張力的審視和快捷的捕捉，這可能是最富於創造性的一瞬間，自然靈氣似乎不思而至，意外佳構仿佛縱手而成。蘇軾在《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恩二僧》一首的最後二句雲：“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一般人認為這是指詩人來了靈感，要趕快捕捉住詩情，不讓它跑掉，這自然是對的。但所謂“靈感”，也就是將有意識提出的任務，交由無意識去完成。詩人抓住的這一刻，也正是他的充滿張力的無意識審視出現的一刻，抓住這一刻“衝口而出”，就可能是好詩。
這裏值得提出的還有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的一段話：“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餘論文旨曰：‘惟此聖人，瞻言百裏。’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劉熙載以他的藝術家的敏感，發現詩歌創作與文章寫作的不同。文章寫作要有明確的概念和嚴密的邏輯，才能把道理講透徹，把事實擺清楚，所以他說“文善醒”。“醒”，即是明意識，在清醒的意識中，才能準確地控製和安排好那些概念和邏輯。詩歌創作要有動人的情感和鮮活的意象，才能把情景描摹好，所以他說“詩善醉”。“醉”，即不清醒，是潛入無意識狀態。而“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即指無意識的特殊的張力和創造力，可以彌補意識之不足，而透露出不可思議的“天機”來。由此，劉熙載提出他的論詩宗旨是“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語出《詩經·載馳》，意思是說，你們出了許多主意，都不如我自己出的主意。劉熙載用它強調詩，表現詩人自我的特征。不難看出，劉熙載的話含有這樣的旨趣：詩人的“醉”正是詩人的不“醉”，因為詩人從“醉”中得到了“醒”時得不到的東西，這與蘇軾的“無意於佳乃佳”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