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說，杜甫和韓愈的文學語言創造理論，實際上是要求文學語言在某種程度上要疏離與異化普通的言語及用法。因為如果對普通言語及用法完全沒有距離，沒有絲毫的疏離與異化，那麼也就必然是陳言累篇，達不到“驚人”的效果。“文學語言疏離或異化普通言語；然而，它在這樣做的時候，卻使我們能夠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經驗。平時，我們呼吸於空氣之中但卻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像語言一樣，它就是我們的活動環境。但是，如果空氣突然變濃或受到汙染，它就會迫使我們警惕自己的呼吸，結果可能是我們的生命體驗的加強。”對於這個心理學的規律，韓愈似乎也認識到了。他在《答劉正天書》中談到語言必須創新時說：“夫為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又說：“足下家中萬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這就是說，對視覺而言，一般地講，尋常之物不能成為一種強刺激物，不能引起我們的重視，必須是與尋常物有所疏離的異常物，才能構成新奇的刺激物，而引起我們的重視。詩人所用的詞語也是這樣，某些異化了的、扭曲了的、偏離普通言語的詞語，就易於引起讀者的重視，而具有“驚人”的藝術力量。
前麵我們曾提到杜甫在《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一詩中的句子：“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亂”“懸”兩字用得極好，特別富於表現力。究其原因，是杜甫對普通言語作了某種疏離與異化。燈在江風中晃來晃去，搖來搖去，因此“春燈晃”或“春燈搖”似乎更貼切，但杜甫偏用與實際情景保持某種距離的“亂”字，就把人的感覺、情感投入進去了。“亂”不僅僅形容“燈”在江風中搖晃，而且也透露出詩人因“雨濕不得上岸”，與朋友在此種情景中告別的那種騷動不安的心情。“江鳴夜雨懸”中的“懸”字也用得奇怪，人們隻說“下雨”“降雨”“落雨”，從來不說“懸雨”，“懸雨”完全是一種“陌生化”的語言，是對普通言語“下雨”“降雨”“落雨”的疏離與異化，但杜甫在此用一“懸”字，就把那雨似是永久懸在空際的情景，把江鳴雨聲無休無止、通宵不絕於耳的那種感覺，鮮明而強烈地表現出來了，這就使我們的生命體驗大大地加強了。杜甫以他自己的創作實踐提醒人們，他所說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有著深刻的理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