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外之旨”臆解
以味論詩是中國詩學的一大特色。“味”這個詞本是指人的飲食的感覺，後來在使用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先是老子在《道德經》中借用“味”來論道，說：“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禮記·樂記》借用“味”來說明音樂的美感。班固的《漢書》中有“誠有味其言也”的說法，這是以味論語言之美。西晉陸機的《文賦》又借用《禮記·樂記》的意思，正式用“味”來評論詩文，他批評那些清虛平淡而又缺乏文采的作品“闕大羹之遺味”。其後，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味”成為他的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觀念，如《宗經》篇中說：“至根柢盤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往者雖舊，餘味日新。”這是說古代的經典著作由於根柢深厚，雖然是昔日舊著，而其“餘味”卻也常新。在《隱秀》篇中，則說“深文隱蔚，餘味曲包”，這是說含蓄的詩文深含“餘味”，可以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玩味”“餘味”這些重要的詩學概念的提出，標誌著中國詩學中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開始形成。
司空圖的“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包含三層意思：首先，認為隻有在辨別詩中的“味”的基礎上，才可以談論詩。這裏所說的“味”，當指意味、風味、趣味、韻味等，與嚴羽所講的“興趣”、王士禎大力提倡的“神韻”是一致的。我們要讀懂和評論一首詩，不但要知道詩的“文意”，而且還必須進一步知道詩的“好處”，即它的意味、風味、趣味、韻味。其次，認為這種詩味又可分為兩重，一是詩中所蘊含的意味、風味、趣味、韻味等，司空圖本人在《詩品》中把詩分為二十四品，就是在辨別詩中的不同風味基礎上所作出的判斷。二是詩的味外之味，司空圖舉醋鹽為喻，醋止於酸，鹽止於鹹，缺乏酸鹹之外的醇美之味，他認為好詩應有酸鹹調和之後的“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圖在《與極浦書》中所講的那種“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實際上也就是詩的“韻外之致”“味外之旨”。有沒有這種“韻外之致”“味外之旨”，是一首詩是否達到“詣極”和“全美”的標誌。最後，怎樣才稱得上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呢？司空圖認為，應該使詩“近而不浮，遠而不盡”。詩的意象具體、生動、可感，這就是“近”，而於具體、生動、可感的意象中又有深厚的蘊含，這就是“不浮”。詩所抒發的情感含而不露，隻可意會，不可言傳，這就是“遠”；而這悠遠的內涵十分豐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讀解，而且愈讀解愈有味，這就是“不盡”。司空圖關於詩味理論的意義在於，他提出的“味外之旨”即味外味，發現了詩的“關係質”“格式塔質”，教導人們從詩的整體關係去把握詩。這一點我在《美的極致與“格式塔質”》一文中已略約談到，限於篇幅，此不贅述。
這裏，我想討論一下詩的“味外之旨”的生成問題。司空圖就這個問題提供了思路，但他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的，我以為是蘇軾。蘇軾在《書黃子思詩集後》一文中，對司空圖的詩味理論推崇備至：“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三歎也。”宋人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指出，蘇軾此語與司空圖的原話不同，“蓋東坡潤色之，其語遂簡而當也”。
然而，蘇軾的貢獻並不在此。蘇軾的貢獻在於他進一步提出問題，並做出了新的回答。他在評柳宗元詩時，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反常合道”的詩學觀念，他說：“柳子厚詩：‘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在這裏，蘇軾實際上是把司空圖的詩味在鹹酸之外的命題，引申為“反常合道”，或者說用“反常合道”來解釋味在“鹹酸之外”。[3]應該說，司空圖的詩味在“鹹酸之外”的說法，本就暗含“反常合道”的意思。就是說，鹹與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味，所謂“酸鹹異和”，把這兩種味調和在一起是“反常”的，但卻產生了鹹酸之外的醇美之味，而這就是“合道”。然而，蘇軾的“反常合道”的提法具有更強的理論概括力，深刻揭示了詩之所以能產生“味外味”的極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