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是指情景的反常、超常組合，如把有與無、虛與實、黑與白、大與小、長與短、悲與歡、苦與甜等相異相反的情景組合在一起，“合道”是指這種反常超常的藝術組合，卻出人意料地合乎了感知和情感的邏輯，從而產生了一種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蘇軾所論的柳宗元《漁翁》這首詩，其中“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兩句的確很“反常”，照理“煙銷日出”該見人了吧，詩人卻說“不見人”，這是“反常”的組合，又櫓槳的“欸乃一聲”與“山水綠”本無必然關係，可詩人偏把這沒關係的事物“反常”地組合在一起。細細地體味一番，詩人的這種“反常”的無理的組合，卻讓人看到了這樣一幅真實的圖畫：清晨，煙銷日出，萬籟俱寂，江麵靜謐無聲，生機勃勃的山和水似乎仍未醒來，突然，櫓槳欸乃一聲，一條漁船劃破了這出奇的靜謐，周圍的一切都蘇醒了，連山水似乎都變得更綠了。不僅如此，人們還可從這種以動表靜的情景裏感悟到一種人生的境界，體味到一種味外之味。這就是“合道”，合詩之道。
宋代詩人楊萬裏有一段話形象而準確地闡釋了司空圖的“味外之旨”與蘇軾的“反常合道”，“夫詩何為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嚐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4]楊萬裏首先說明了司空圖的“味外之旨”存在於何處，詞、意是詩的味內之旨所在之處，詞、意以外的餘味才是“味外之旨”所在之處。其次，楊萬裏又說明這種“餘味”是由“反常合道”造成的。就像那“荼”（一種野菜），因味苦而人們不喜歡它，但仍然有人去吃這種“荼”，這豈不是太“反常”了嗎？原來“荼”味先苦後甘，所以仍然有人去吃“荼”就是“合道”的了。例如，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後兩句似不可理解，這位商人的妻子怎麼會由想到“潮有信”就想嫁給“弄潮兒”？“潮有信”，而“弄潮兒”未必有信，她是怎麼想的呢？邏輯上說不通，就如吃“荼”味苦一樣。但仔細一體味，則立刻就明白了，這句話不過是那位久等丈夫不歸的商人婦的傻話、癡話，這句不合邏輯的話，隻不過為了強調她的苦悶、幽怨的心情而已。賀裳在《皺水軒詞筌》中認為李益這首詩與張先的《一叢花令》中“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等句，皆“無理而妙”。所謂“無理”即“反常”，不合常規；所謂“妙”，即“合道”，所以“無理而妙”也就是“反常合道”。詩的“味外之旨”往往是在“反常合道”中生成的。
從審美心理學的角度看，作為“味外之旨”的生成原理的“反常合道”，與西方現代詩學中的“悖論語言”“悖論情景”極為相似。“悖論”（paradox）原是古典修辭的一格，指表麵上荒謬而實際上真實的陳述。20世紀以來，“悖論”這一觀念被引進詩學中。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克林思·布魯克斯在1947年所寫的《悖論語言》一文中說：“科學家的真理要求其語言清除悖論的一切痕跡；很明顯，詩人要表達的真理隻能用悖論語言。”按照他的看法，“詩人必須靠比喻生活。但是比喻並不存在於同一平麵上，也並非邊緣整齊地貼合。各種平麵在不斷地傾倒，必然會有重迭、差異、矛盾。甚至風格最明顯、簡樸的詩人也比我們設想的更經常地被迫使用悖論”[5]。簡言之，所謂“悖論情景”，就是詩人在詩中把相互矛盾或相差很大的情景組合在一起，卻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某種平衡、和諧，並生發出說不盡道不完的意味。“悖論情景”實際上是辯證法在詩歌創作中的運用，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裏，他認為：“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一切都是鬥爭所產生的。”“自然是由聯合對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諧，而不是聯合同類的東西。藝術也是這樣造成和諧的。”西方現代文藝批評家似乎是從這裏得到了啟發，而對“悖論”發生了興趣，並用它來說明詩歌語言與情景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