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審悲快感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苦難，因為生活的苦難隻能給人帶來悲慘的呼號和痛苦的呻吟。然而，當我們翻開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史，卻驚異地發現，作家、藝術家們卻更熱衷於寫人生的苦難，而讀者也往往更喜歡觀賞、閱讀令人辛酸的悲劇。對此，生活於4至5世紀的西方古代基督教的著名思想家聖·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裏就困惑不解地問道：“沒有誰願意遭受苦難，但為什麼人們又喜歡觀看悲慘的場麵呢？”似乎是專為回答聖·奧古斯丁所提的問題，在過了二三百年之後，我國的韓愈在《荊潭唱和集序》中說道：“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但是，為什麼“愁思之聲”勝過“和平之音”“窮苦之言”超過“歡愉之辭”呢？自視很高的韓愈也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實際上這就是後來美學上反複討論的審悲快感問題，即在審美觀照中，何以人生的苦難竟能轉化為審美的愉悅？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理解的審美，是對一切審美的範疇的觀照。“審美”的“美”，不僅是指“美好”，而且也包括醜、崇高、卑下、悲、喜等。因此，“審美”既包括審美（美好），也包括審醜、審崇高、審卑下、審悲、審喜。盡管上述關係有明顯區別，但它們仍是同一類型，即當我們喜愛美、憎惡醜、嘲笑喜、憐憫悲時，我們都是從情感上評價不同的對象，而且都是從美的理想的照耀下來評價它們。這樣看來，審悲快感是審美體驗之一種，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種。審悲的含義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就狹義說，審悲是指對悲劇的觀照；就廣義說，審悲是指對人生的各種各樣的苦難的描寫與評判，包括了對別離、失戀、離異、災禍、戰亂、死亡、孤立、憂鬱、悲愁、怨憤等一切引起痛感的富於悲劇意味的現象的描寫與評判。本文所取的是廣義的審悲。
那麼，為什麼對別離、失戀、離異、災禍、戰亂、死亡、孤立、憂鬱、悲愁、怨憤這一切引起人們的痛感的對象的審美觀照和藝術描寫，會引起快感呢？千百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回答。常見的一種是“性惡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人的本性是殘忍凶惡的。人們熱衷於看處決犯人，看角鬥士表演，看鬥牛，圍觀流血場麵，閱讀飛機失事及火車相撞的新聞，都根源於人的這種本性，因此，文學藝術作品中的悲慘場麵、憂傷情境之所以能引起人的快感，乃是根植於人的這種幸災樂禍的野蠻本性。另一種常見的理論恰好與此相反，他們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最富於同情心。人在觀看苦難中獲得快感，正是因為他們同情受苦受難的人。因此，同情這種偉大的感情是觀照苦難而能引起快感的根源。上述兩種理論觀點不同，但它們都不能揭示審悲快感形成的原因，第一，它們都把現實中的苦難和藝術中的苦難混為一談，把現實世界和藝術世界等同起來，在無法區分審美與非審美的不同性質的情況下，想要闡明審美觀照中苦難所引起的快感是不可能的；第二，它們都未能抓住審悲快感的獨特性，所以無法追尋到審悲快感的真正成因。
藝術創作與欣賞中的審悲快感，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麵來說明。
第一，藝術創作和欣賞中的審悲快感是作為藝術活動而存在的。藝術活動中對苦難的描寫與觀照，與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苦難是不能等同的。在現實生活中，如果你失戀了，或失去了親人與朋友，或遇到了車禍，或陷入了憂愁困境，或者你目睹了別人遭遇到這一切，而你又是一個正常的人的話，那麼，除哀傷的哭泣和痛苦的呻吟之外，是不會有絲毫的欣喜愉悅之情的。因為當你遭遇到那一切不幸的時刻，你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苦難本身所吸引，伴隨著你的痛感的是你如何手忙腳亂地處理後事，如何反反複複地考慮著自己的損失，如何憂心忡忡地瞻望因災難而變得黯淡的未來。你滿心是利害得失的盤算，你想超脫這一切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藝術活動中，對苦難災禍的描寫與欣賞，則是拉開距離的超越功利的觀照。這樣的“審悲”，也就是把人生的苦難和災禍通過藝術這支弓箭，射到某種距離以外去看，這時候，哀傷的哭泣、痛苦的呻吟變成了五彩斑斕的意象，使人在瞬間離開現實的重壓而升騰於幻境。實際上，任何一種災難，要是能置身事外而遠觀之，就往往給人愉快的印象，它的生動令人傾心，可又不會傷害觀賞者的身心。就如同我們在電視裏觀看火山爆發，那景象的美麗簡直讓人心馳神往。美國著名美學家喬治·桑塔耶納在《美感》中說：“世間無論多麼可怕的境遇，都沒有不能暫時放開懷抱在審美觀照中求得慰藉的。這樣，悲哀本身就變成並非全然是痛苦了；我們的回味給它添上一種甜美。最悲慘的情景在審美中也可以失其苦味。”回憶是拉開距離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回憶就意味著把苦難變成一種往事，從而在時間、空間上形成距離。列夫·托爾斯泰在《藝術論》一書中強調藝術家對感情的“再度體驗”就是強調回憶的作用。一個男孩子在遇到狼的那一刻，他隻能處在驚恐之中，無暇顧及其他。但是當事過之後，這個男孩子回憶他遇到狼時的情景，將遇狼的經過繪聲繪色地敘述出來，那麼這種再度體驗過的感情，就是審美觀照，就是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