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斷然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馬克思的哲學產生於19世紀，距今170年，已經過時。這是一種“傲慢與偏見”。我們不能依據某種學說創立的時間來判斷它是否過時，是不是真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時髦的謬論，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創立的時間盡管很久遠了，但今天的造船業無論多麼發達，也不能違背這一定理。如違背這一定理，造出來的船無論多麼現代，多麼“人性”化，也無法航行，即使航行也必沉無疑。任何一門科學都以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為己任。任何一種學說要成為科學，就必須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正是由於深刻地把握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正是由於深刻地把握了人與世界的總體關係，正是由於所關注的問題深度地契合著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產生於19世紀的馬克思哲學又超越了19世紀這個特定的時代，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同意並讚賞薩特的觀點，即“曆史唯物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我同意並讚賞福柯的觀點，即在當代，曆史研究要想超越由馬克思所定義和描寫的思想地平線是不可能的；我同意並讚賞詹姆遜的觀點，即馬克思的哲學是當代“不可超越的意義視界”，它“讓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約性的批評方式各就其位，確認它們局部的正當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們”；我同意並讚賞海德格爾的觀點，即“馬克思在體會到異化的時候深入到曆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馬克思主義關於曆史的觀點比其餘的曆史學優越。但因為胡塞爾沒有，據我看來薩特也沒有在存在中認識到曆史事物的本質性，所以現象學沒有、存在主義也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資格和馬克思主義交談”。薩特、福柯、詹姆遜、海德格爾對馬克思的評價真誠而公正。在當代，無論是用現象學、存在主義、弗洛伊德主義，還是用新實證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或是用現代新儒學、後現代主義來對抗馬克思主義，都注定是蒼白無力的。在我看來，這種對抗猶如當年的龐貝城同維蘇威火山岩漿的“對抗”。
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說過這樣一段話，這就是，“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麵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一個剛剛中學畢業、年僅17歲的青年，似乎在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實際上是為一種新的事業豎起了凱旋門。這是一個崇高的選擇，這一崇高的選擇決定了馬克思的一生。
馬克思不是“出世”的“沙漠的高僧”，而是“入世”的思想家，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結合；馬克思的哲學不是遠離現實的“書齋裏的哲學”，而是深入現實的改變世界的哲學，是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高度統一。對於這樣一位從特裏爾小城走出來的世界偉人，對於這樣一位出生於顯赫的猶太家庭而又關注著“全世界受苦人”的世界偉人，對於這樣一位為了寫作《資本論》而“一直在墳墓的邊緣徘徊”、意誌堅如磐石的思想偉人，對於這樣一位用自己的思想和事業改變了世界曆史進程的曆史偉人，我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際，我把這套小小的“作品係列”獻給這位世紀偉人。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禮輕情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