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跟讀書更有關係。讀書既為了考試，也為了讓人認為他們知書達禮，當然，考試上有收獲，會證明其知書達禮的程度比較高，類似一種文憑或者證書。事實上，這種證書的檔次用不著太高，不似今人，動輒博士碩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來頭的人家的家訓上，都寫明，不願代代出公卿，但願每代出一個秀才。近代著名詩人柳亞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書：有福讀書。讀書人最重家學，有家學的人，出來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經到了民國，江南大儒俞樾的孫子俞平伯，進了北大，依然令教授們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國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國不到兩周，就鬧著要回家，也隻好讓他回家，回來之後，依然對他高看一眼。心高氣盛的黃侃，在北大教書期間，任誰不服，偏對在政治上頗有汙點的劉師培情有獨衷，對之行跪拜拜師大禮，看重的就是他是儀征劉家的傳人，而儀征劉家，治《左傳》獨步海內。
讀書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生活方式。耕讀傳家，是士大夫的一種天長日久的標榜，也是他們實際的生活。（圖9）有相當多的讀書人，維持他們家計，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書。要教書，首先得讀書。讀書讀好了，至少考個秀才，才會有人請你做西席（家塾教師）。進城謀生的讀書人，檔次高的鬻書賣畫，如清代的揚州八怪，檔次低的則編寫科考的卷子為生，如《儒林外史》裏的馬二先生，這種活計，有點類似我們今天的考試複習資料的買賣。既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經商收入的人，說起來，還是喜歡把自己的活動限定在耕和讀兩點上，當然，這已經屬於標榜，也說明了在那個時代，耕讀模式的吸引人處。
士大夫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個開放的群體，裏麵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麵的人可以擠進來。外麵的人擠進來有難度，因為沒有讀書傳統的人家，家裏既沒有什麼書，家人親戚知書者亦少，所以，讀書不容易進步，非有特別的天賦，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過，在曆史上，這樣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狀元張謇，就是從非讀書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擠進士流的。向上爬難，向下滑卻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爭氣，不讀書，鬥雞走馬，依紅偎綠，一兩代之間，就會滑落市井，剛落敗的一代也許還識文斷字，到了後來，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慘，甚至連字也不識。其中的關鍵，往往在於溫柔富貴鄉中人，不能堅持讀書傳統。《紅樓夢》裏《好了歌》所謂“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盛衰轉換，不盡然隻有政治鬥爭的作用。正因為開放的緣故，所以，社會上家喻戶曉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經過苦讀，最終致卿相的故事。鑿壁偷光，懸梁刺股，飯後鍾，劃粥而食這樣的故事，一直流傳到現代，而且僅僅在現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為人們惡搞的對象。
讀書，有家傳的讀書，是那個時代，士大夫之所以為士大夫，之所以為社會精英的唯一法門。有了書，有人讀書，而且讀得好，就會被人稱為書香門第，詩禮之家，否則，即使富埒王侯，權勢熏天，也不會真的被人看得起。至於一般的土財主，在人們的日常評價體係中，比農夫和工匠還不如。在那個時代，精英之間的較量，比的是藏書之富，比的是子弟讀書之勤，比的是誰家子弟讀書聰明，而不是誰家金子多，誰家排場大，吃飯用多少盤子。
士大夫意味著榮耀，也意味著責任。在鄉裏社會，士大夫就是鄉紳，不做公益的鄉紳，不叫鄉紳。做個士大夫，就意味著有了急難，別人不出頭的地方你要出頭，別人不擔當的所在你要擔當。無論婚喪嫁娶，年節祭祀，調劑糾紛，修橋補路，濟窮救難，甚至為鄉裏百姓出頭，對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對抗，往往通過談判的手段，迂回的途經，）。這裏有榮耀和尊敬，也有物質上的好處，比如主持儀式，調解糾紛，張羅公益，往往處在人們的目光中心，萬人矚目，有享不盡的得意。但同時也擔著責任，付著辛苦，操心費力不說，萬一事情辦不好，糟蹋了眾人的錢財，辜負了鄉親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