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會館的都是商人，會館的運作，也是商人支持，不過，會館卻跟商業關係不大。建會館，目的是為本地進京趕考的舉子提供吃住的——記住，是免費的吃住。北京的會館，最早出現於明朝中葉，因為是為了給趕考的舉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試館”。由於發現這種會館（試館）對於聯絡京官和培養舉子（候補官員和正選官員）跟商界的感情特別有效，於是會館越辦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業稍有規模的府縣，都在北京設有會館。會館的建設，有各地在京的官員參與，但資金基本上來自商家（因為明清兩代，官員俸祿很低，京官撈錢的機會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財力，即便有，由於京城目標明顯，也沒有人敢公然露富）。
會館演繹的官商故事(2)
許多出身科舉的名人，都有過在會館居住的曆史，比如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乾隆年間的名臣陝西人王傑，就是住在長安會館期間中的狀元，這個狀元，破了西北地區幾百年的天荒。
直接幫助進京趕考的舉子，比起從童生開始培養來，無疑是一項短線而且見效快的投資，因為所資助的對象，基本上處在科舉台階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對較高（最差的也是參加順天鄉試的生員），即使考不上進士，也有可能從舉人大挑和五貢出身。做了官之後，如果顧念資助之恩和鄉誼之情，那麼就有可能對商家有所回報。更何況，很多考中進士又做了京官的同鄉，如果家底不太厚，考慮到京城消費的壓力，往往就住在會館裏，為商家聯絡官員，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會館是商家聯絡官府的由頭，商家當然不會把注意力，僅僅投放在資助同鄉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樣的會館，都設有戲樓。不僅省級會館像湖廣會館、江西會館的戲樓特別有名，連一些府縣會館，如洪洞會館，平介會館，也設有戲樓，不僅演各地的地方戲，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後，新興的京戲開始占據各個會館的戲樓，成為名角和看戲的商家跟官宦出沒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係，也隨之進京，有吃有看有聽的，到了看戲的時候，原來的地緣規矩就不存在了，溝通無極限。
在沒有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和娛樂形式出現之前，戲曲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消閑娛樂唯一渠道（前提當然是戲劇已經出現），官員當然也不例外，許多人不僅喜聞樂見，而且還是“顧曲周郎”，比如湯顯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員嫖娼之後，官員對於青樓妓館的興致，全都轉移到了戲園子上，加劇了官員對於戲劇演員狎玩的分量，一時間，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風。這樣一來，某些設施比較好，在看戲的同時可以擺宴招待客人的會館，就成為商人聯絡官員的最佳場所。通過演員這個中介，官商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貴胄、達官貴人，同為膩友，彼此兄弟相稱，乳名互喚，商人可以借機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訂貨，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機會，甚至直接變成官商，獲取壟斷性商機。明朝到清朝中葉的鹽商（徽商），晚清的晉商的票號業，都是會館的傑作。而徐潤、鄭觀應，乃至胡雪岩（圖30-2）、盛宣懷這樣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產生，也跟會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胡雪岩是紅頂商人，盛宣懷則是商人紅頂，因為他最後變成了朝廷實任的郵傳部尚書）。
官商勾結到了這般田地，以至於李鴻章和一些淮軍將領在1872年興建安徽會館之後（估計資金也是商人報效的），一反會館常規，特意規定，會館除淮軍將領之外，其它人員不得入內。這到底是欲蓋彌彰還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說不清了。反過來，可以說明當時會館官商勾結風氣之盛。
當然，商人所要聯係的，並不限於官府，一切有權的人，或者跟權力中心沾邊的人，都是他們聯絡的對象。比如宦官，六部的書吏，軍機大臣家的長隨等等，甚至，八國聯軍打進來以後，各國占領軍成為北京城實際的統治者，這種情況下，商人為了生存，同樣要跟他們拉關係，聯絡感情。八國聯軍總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在日記裏曾經記錄過商人請看戲的情景，地點在湖廣會館，熱情的商人將瓦德西迎到雅座，為看戲的洋人準備了紅酒、咖啡和西式點心（不像中國人之預備瓜子和茶水），特地邀來名角，知道洋人喜歡翻跟鬥打把式，所以把武戲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聽鑼鼓聲響，頭就大了，半途退場，生生辜負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