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係倒台之後，有一個直係和奉係共同當家的時段，在這個階段，占了優勢的直係調子唱得很高，對憲政看起來相當尊重，不僅民元國會重開，連黎元洪都再作馮婦，重回總統寶座。可是，一旦奉係被驅逐出關，直係一統北京政府之後，曹錕就公然搞起了賄選，早就墮落成政客的民元國會議員，也相當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個文字上隻知道寫一筆“虎”字的曹錕，選成了民國大總統。連選總統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自然做不起代議機關，國會，從此廢掉。北京政府，進入了曹錕要錢，吳佩孚專權的時代。
在民主的下降線行進的民國政府(3)
直係的垮掉，跟內部分裂有關。一方麵是吳佩孚個人專權，排擠同一係統的其它將領，尤其是直係的另一員驍將馮玉祥。一方麵也是由於吳佩孚民族主義的高調唱得太高，上去下不來，阻礙了北京政府靠出賣主權換取借款的途徑，導致中央政府財力枯竭，機關幹部和軍警一起上街遊行討薪。財力有限，難免就分贓不均，吳佩孚自家的嫡係還能保障供給，而別的人，尤其是沒有地盤的馮玉祥就好鬧窮，轉而接受直係夙敵奉係的資助，一旦直奉開戰，馮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當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當口，直係一個方麵軍回師倒戈，抄了大隊人馬的後路，吳佩孚再硬也撐不下去，於是，開始了奉係入主北京政府的時代。
當然，奉係時代的序幕，有一個國民軍和奉係共同當家的過渡，此時的臨時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頭銜，是臨時執政，執政府，根本沒有立法機關。接下來的奉係政府，幹脆就是軍政府，胡子出身的張作霖，做了大元帥，代議機關，連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
奉係統治的4年，是北洋時期最黑暗的時期。不僅連形式上的代議機關不複存在，連起碼的言論自由，也遭到封殺。敢言的記者被捕殺，民國最有名的兩個名記者，邵飄萍、林白水，都死在奉係軍閥手裏。學生的遊行請願，也遭到軍警射殺，著名的3·18慘案，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樣的事情，也隻有在奉係的天下裏，才可能出現。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獨立，由專家教授治校，但奉係上台之後，派人接管，說是教員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須聽話，如果不聽話，就軍法從事。張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聽話怎麼能行？漢高祖劉邦約法三章，我隻一章，不聽話就槍斃。
後來，由於小張（張學良）後來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一白遮百醜，結果，父藉子貴，連老張（張作霖）的種種，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變得很是正麵，實在是曆史敘述的滑稽。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線上行進，其它地方也如此。孫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國會，也一樣卷在陰謀、暗殺，軍閥惡鬥之中難以自拔，孫中山在罵南北軍閥一丘之貉的時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沒有脫離權術和武力威脅的窠臼。湖南的趙恒惕，廣東的陳炯明提倡聯省自治，省憲倒是做的像模像樣，可是基於省憲的自治卻都談不上，還是有槍的說了算。
從骨子裏講，北洋時代跟中國曆史其它曆史階段出現的軍閥統治時期，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個社會進入一個武化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原有的調節機製受到很大破壞，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槍杆子，成為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物品。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實際上是湖南一個文人出身的軍閥譚延闓總結出來的，很形象地揭示了這一時期政治的真諦。
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跟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又有不一樣的地方。這時的中國，已經被西方拉入了它們的世界體係，軍閥政治，無論在操作手段上多麼的傳統，但畢竟擺脫不了現代性的印痕。中國農民，在鬧義和團的時候，對洋槍洋炮還相當地陌生，想擁有，但擁有了卻不會使用。可是經過軍閥多年混戰、兵變為匪，匪變成兵的戰爭習染，農民對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實現了質的飛躍。招來農民，稍加訓練，就是兵，當兵也成為很多地區農民的一項還算不壞的職業選擇，這一切，也為後來的共產主義的農村革命，提供了準備。
更令人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知識界，不但沒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學界的主流政治意向，隻在兩個方麵特別的活躍，一方麵依然沉醉於“根本解決”的方案，當發現製度改變沒有能改變中國的時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倫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運動本身倒無可厚非，但知識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僅過於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變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麵，某些知識精英，又對好人政治，賢人政治有過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於某個好軍閥，借助軍事和政治的強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